电影《南京照相馆》中，暗房微光下守护的底片，是南京百姓对日军暴行的无声控诉。在海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徐凯旋的收藏柜中，另一段黑暗记忆正被小心守护——泛黄的军事地图、陈旧的“良民证”、褪色的伪政权证章，串联起1938年至1945年日军侵略海门的七年黑暗岁月。

8月29日，这些尘封多年的日军侵海罪证首度公开。跨越时空的证物，共同承载着民族记忆中最沉重的部分——既是侵略者的罪证，更是江海儿女不屈抗争的见证。

地图中的狼子野心

徐凯旋珍藏的这份军事地图，纸面已泛出深褐的旧色，边缘因岁月侵蚀微微卷曲，唯有图上的墨色线条依旧清晰。

地图左上角，“昭和七年”的标注格外显眼，换成公历纪年是1932年；图中县城街巷、乡村道路甚至村落间距都被精准测绘。这张精密的地图，正是日军侵海的“先行棋”——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通过日商、学者等伪装身份，对中国多地进行系统性测量。海门地图的精密程度，暴露其早有预谋的侵略野心。

1938年3月，日军分三路入侵海门。其中一路沿南通公路推进，国民党县长魏湛元战前逃亡，日军未遇有组织的有效抵抗便占领县城，随后席卷三厂、青龙港等重镇。史料记载，侵略者所到之处，房屋焚毁、财物被抢，民众被迫逃难，昔日繁华的江海城镇沦为废墟。

1938年9月，日军卷土重来，建立据点并实施“扫荡”政策。他们修建封锁线割裂抗日根据地，以烧杀抢掠强化统治。徐凯旋珍藏的另一张1941年（昭和十六年）的地图，清晰标注出张謇主持修建的青三铁路。这条1921年建成、全长6.5公里的南通早期工业交通标志，被日军强占用于运输物资、镇压民众，成为民族工业遭摧残的缩影。两次占领期间，日军焚毁典当行、实施经济封锁，导致物价飞涨，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良民证”下的屈辱日常

相较于地图上的狼子野心，徐凯旋收藏的“良民证”更直接地映射出百姓的生存困境。这张保存完整的“暂代居住证”即“良民证”，是日军殖民统治的直接见证。

证件竖版繁体书写，发证日期为“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日”（1944年），持证人为41岁棉商张祖培，发证单位标注“海门县第二区公所日本军部队长”。证件右侧的“第八保保长”“第二甲甲长”印证了当时日伪在沦陷区建立保甲制，形成“县—乡—保—甲”的严密管控体系，居民证审核权下放到最底层的保长和甲长。

徐凯旋介绍，当时要求15岁以上人员必须领证，作为区分“顺民”与抗战人士的工具。当时海门百姓出行、经商，甚至在家附近活动，都需随身携带证件，遗忘或丢失者，轻则遭关卡殴打罚跪，重则被定罪处决。

这张“良民证”还折射出当时海门的经济状况：持证人为棉商，印证海门纺织业发达，而这正是日军掠夺资源的重点目标。抗战胜利后，“良民证”被百姓视为耻辱，大多被销毁，留存至今的寥寥无几，更显其史料价值。

同期的居住证缴费收据、海门第二区公所证章等实物，共同还原了沦陷区百姓在殖民枷锁下的生存困境。

血色记忆里的不屈抗争

黑暗岁月里，海门人民从未停止抵抗。1938年日军再次占领后，海门形成抗日游击区与敌占区并存的局面。茅连锁、顾国民等英烈挺身而出，带领百姓组建抗日游击队，在江海平原的河网、芦苇荡间，与日寇斗智斗勇保卫家园。

“这些罪证，不是用来延续仇恨的，而是用来铭记历史的。”徐凯旋轻抚着手中的“良民证”，语气沉重却坚定，“我们要记住日军侵华的暴行，记住茅连锁、顾国民这些先烈的牺牲，更要让后人从这段血色记忆里，理解和平的珍贵。”

历史的伤痕或许会随时间而淡化，但民族的记忆永远不曾褪色。正如电影《南京照相馆》用底片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的伤痛，海门这些史料也时刻警醒后人：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这片曾饱受苦难的江海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