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在海门中学张謇先生铜像前

□ 沙元和

　　【编者按】林非（1931-），原名濮良沛，江苏海门人。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学会（国家一级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家协会名誉会长。

　　今年是林非先生九十华诞，《林非传》和七卷本《林非文集》即将出版。其中《林非传》一书由路宝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沙元和（工程师）、李晓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合作，全书约27万字。本文系沙元和撰写的《林非传》第一、二章节选和缩写，编者拟题为《青少年林非在海门》。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窥见林非先生成为一座文学高峰的家庭背景、人文环境，还可以窥见抗战期间海门这7年间的历史、教育、风土人情等。

　　我们祝愿文学大家林非先生健康长寿！

　　童年时光

　　1931年7月29日，林非出生在茅家镇大同街西首，一个叫新弄的二层小楼里。

　　林非本名濮良沛，是这个家庭里的第4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林非的祖籍在江苏溧水，历代都是当地的中医。太平天国时，林非的曾祖父濮玉堂为避战乱逃到如皋。后祖父濮少堂又从如皋来到海门茅家镇，凭借着精良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很快便在这里安居下来。濮老先生育有三儿三女，在他40多岁时，便把家产分给了子女，让他们各自另立门户。

　　林非的父亲濮赞廷在男孩中排行老三。不到3年功夫，他就还清了其父分给他的各种债务。到他20岁的时候，在大同街西首置地建房，临街3间药铺，高大的白墙上是4个斗大的正楷大字“中法药房”。店内一排紫红色的柜台和装满各种药材的木柜，厅堂里摆着两张八仙方桌，供买药的人小憩和喝水，还供医生坐堂把脉。两年后又在店后的院子里建起镇上第一座二层的小楼。此后，在茅家镇上，只要一提起“中法药房”和濮老三的名字，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林非的外祖父姓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居住在离县城10多里的乡间，外祖母虽是丫环出身，还是个文盲，但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含辛茹苦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继承了诗礼传家、乐善好施的家风，把4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这在近百年前的乡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林非的母亲周惠芳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在周家的7个子女中，她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大姐。她虽然不必为了温饱和家庭的生计出外劳作，还可以和弟弟妹妹一同去附近的私塾上课，但又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下，不得不遵从父命过早地辍学在家，在闺房内学习女红、厨艺等。周惠芳从父亲的书房内找来书读，有不懂之处询问众弟弟，不但通读了四书五经，阅览了三国红楼，还练就了一笔娟秀的楷书。20岁那年，在家族长辈的安排下，嫁入了濮家。此后她又把一切放在了丈夫和子女的身上。32岁时，已有了4个孩子，她暗下决心，不想继续要孩子了，于是在小儿子林非身上投入了更多的爱和希望。

　　在家人的爱抚下，林非慢慢地长大，4岁的时候就能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姓名。他经常翻着家里的书，问母亲与哥哥姐姐各种不懂的问题。母亲有时还会带着他去镇上唯一的书店，给他买上一两本。林非把书放在一只旧的藤条箱里，渐渐地有了自己的藏书。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刚进腊月，就能闻到年味。除夕，茅家镇沿街各家店铺和住家大多挂起了灯笼，桥头旁的银楼前燃起了4盏明亮的汽灯，把四周照得如同白天一般，街上挤满了欢快的人群。父亲抱着小林非挤在人流中间，不时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与他们点头作揖，说着吉利的话语。见林非捂着耳朵看放鞭炮，父亲对他说：“小孩子要有志气，人活在世上，就得做财大气粗的大丈夫。只要发了财，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就是想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都行。” 

　　回到家，母亲看着满脸不高兴的林非，问明了原委，一边轻轻地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小儿子说：“你说的《孟子》里说的‘大丈夫’不是这样的，是对的，大丈夫就是要像书上写的那样，不过你爹爹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说着母亲指着墙上那一排祖先的相片告诉林非，他们都是濮家的祖上，生活在离海门很远很远的溧水城北的梅山脚下，那里物产丰富，主要盛产药材。濮家祖上从事采药、制药的营生，出了不少名医。后来家乡闹长毛打仗，爹爹的爷爷就逃难到了如皋，再后来到了海门。濮家人大多聪明勤劳，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当地人的称赞。母亲希望林非也能好好读书，将来继承这一好的传统，做一个有用的人。林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1937年夏末，林非终于走进他向往已久的锡类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那一年他6岁。

　　锡类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由海门的天主教会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创办，分为小学和中学两部分。当年林非的大姐已在锡类学校上初中，而林非和他的二姐同在小学。

　　上学第一天，坐在窗明几净的课堂里，林非双手扶着红漆课桌，恭恭敬敬地听着一位身穿西装长裙的女老师讲“锡类”二字的来历。接着老师拿起了语文课本，从“人手尺刀”渐渐地讲到了“早安”“你好”等文明用语，讲到和客人见面时要握手或鞠躬，而反对当时在家乡流行的作揖或磕头的习惯。老师一边讲，一边还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着，并且让学生跟着她念，“你好-你好-你好”“再见-再见-再见”。接着，是位男老师上课，他给学生们介绍的是海门的历史，还给学生讲了中国历史上的恩科状元——张謇的故事，讲他怎样发展家乡的民族工业，建起海门最大的现代化大工厂——大生三厂的经过。林非端坐在课堂上认真地听着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生怕漏过一个字。放学了，林非飞快地冲出了学校，连在外面等他放学一同回家的姐姐喊他都没听到。他一个人来到小镇东首的观音山下。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高高的土堆，也就是如今的海门师山。站在山上向山脚下望去，是小镇上一座座的房屋和忙碌的人群，远处大生三厂的钟楼和一排排的厂房也清晰可见。此时，林非的头脑闪过了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会有更大更高的山？站在更高的山顶上，也一定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要去攀登这样的高山。

　　后来，他与母亲送父亲到位于茅家镇东南十余里长江边上的青龙港去上海，这是林非第一次离开茅家镇，他看到了大生三厂的钟楼与长江。他记起母亲对他说过：“男子汉一定要走万里路。”他想到长大后一定要乘上大轮船到上海去，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去看大海，去爬高山。

　　1937年夏，日本法西斯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两天一次来往于上海与海门之间的客轮停航了。茅家镇不少店铺关了门，日渐冷落。学校里上课的学生和老师也渐渐地少了起来，最后只得宣布暂时停课。林非的父母决定把药房关了，只留下两个伙计看护，全家先去乡下的一个亲戚家躲避一时。

　　1938年秋天，林非随着父母，与哥哥姐姐一起，来到了位于黄海之滨一个偏僻的小镇江家镇，在他母亲的亲戚家中，度过了几个月相对平静的生活。这里的乡间还没有小学，只有私塾。亲戚家请来了一位须眉花白的老先生，给家里几个孩子上课。在母亲安排下，林非和小姐姐也跟着他们一同听课。上课的时候，老先生摇头晃脑，微闭着眼睛，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悠然自得但又异常严肃地背诵着课文。念到兴奋之处，还会双手互击地打着节拍，低低吟唱出声来。林非觉得这一切新奇而又好笑，但在几个师兄严肃而又凛然的表情面前，又丝毫不敢笑出声来。一部《论语》教完，接下来就是教《大学》和《中庸》。几个月下来，在老先生严格的要求下，林非熟悉了一些儒家的典籍，并可背诵许多的经典名言，为他以后再去阅读许多中国古籍与迈过文字的障碍，打下一定基础。

　　几个月后，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海门的局势，并在青龙港和大生三厂驻扎了一小队日本兵。日本人还组织起了伪政府和维持会。一天夜间，在海门留守看家的伙计拿着维持会发的布告来到江家镇。上面写着要求逃难的人“各回原地，安居乐业”，要不日本人就要来乡下扫荡抓人。回家的路上，林非想起几个月前学校在宣布停课时给同学们讲的都德的《最后一课》。虽然此时二年级的林非还无法理解文章的精神，但还是为老师讲课时的那种气氛所感染。现在，家乡被异国侵略者占领了，还能再回到课堂上去吗?还能像以前那样上课吗？这些问题一路困扰着他。

　　家道中落

　　自从日寇来了以后，濮赞廷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镇上的药铺和作坊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下位于大同街上的“中法药房”和几家偏远小镇上的分店和作坊还在苦苦地支撑着。

　　父亲在外有偏室的事，林非是最后知道的，当时大家都想瞒着他，怕知道了给他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更怕他受不了。但林非还是从同学的口中知道了。林非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经常一个人躲在屋子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不过，这使林非变得早熟了，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发奋地读书，把那些曾经嘲讽过自己的伙伴和同学们远远地抛到后面，并以此来安慰母亲那颗受伤的心。

　　在母亲的督促和哥哥姐姐的帮助下，林非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阅读一些童话、寓言和连环画之类的“小人书”，而他第一次通读的大书，并非是在江家镇私塾里读的四书和五经，而是《三国演义》。

　　那是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正过着暑假，他白天和小伙伴在外疯玩，捉鹌鹑，抓蟋蟀。吃过晚饭后就搬来一个竹榻，放在门外的空地上，手拿一把大蒲扇，一边扇凉，一边赶着讨厌的蚊子。几个少年人围着一个喜欢谈古论今的老汉。当时，“论今”是不被允许的，无论是茶馆还是饭店，都贴有“莫谈国事”的布告。人们谁也不敢评论时局，生怕被日本人的暗探听到而遭到牢狱之灾。于是只能谈古了。那天，老汉正在讲《三国演义》，大概他识字不多，也未必真正通读过，讲得零零碎碎，有些情节甚至无法连贯起来。

　　林非也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他下决心通读一遍《三国演义》。林非好不容易从家中的阁楼中间，找出来这部厚厚的线装书，一翻开书，竟读得茶不思饭不想。愈是往下读，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就愈发豁然开朗了。林非现买现卖，白天读书，晚上一边乘凉，一边给伙伴说三国的故事，从桃园三结义一直讲到三国归晋，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说得大家纷纷拍手叫好，就连几个曾经讥讽过林非的同学也对他刮目相看了。

　　在学校里，最受到林非敬重的是一位教授国文的翟老师，听说年轻时曾参加过数次县考，但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虽已年过半百，但他的思想却一点也不保守，不像有些遗老遗少那样，一开口就是“之乎者也”，而讲到白话文时便摇头叹气了。在课堂上授课之时，翟老师也与以前的几位老师不同，不是单单地给学生讲解课文就了事，而是从介绍作者开始，讲到写作的背景，社会影响。因此，林非每当上国文课时，便双手放在腿上，端端正正地坐着，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师，竖起了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一次，在给学生讲授鲁迅的《孔乙己》时，翟老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控诉起那使整个民族变得愚昧和麻木的精神。在国文课本发下来的时候，林非就已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他只是为文中主人公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感到叹息，还难以理解文中深刻的寓意。老师课堂上的深刻分析，虽然听起来似懂非懂，但也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课后，与几个平日里喜欢思考的同学讨论起老师讲述的内容，但也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他便去找到了翟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老师望着林非充满期待的目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东西一时还无法理解，不过可以多读书，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知道了。”说完，他拿了一本装帧得十分精美的鲁迅先生的《呐喊》递到了林非的手中说：“拿去看看吧，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

　　回到家里，林非认真地读了起来，他感到看此书比看三国更有滋味。之后，林非又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彷徨》《朝花夕拾》，并多次跑到翟老师处请教。

　　在课堂上，翟老师常常和大家讲述社稷兴亡和忠臣义士的故事，讲文天祥，讲史可法，使学生们听得肃然起敬，发誓要保持民族气节。翟老师还讲南明抗清的掌故。对于老师在课堂上的慷慨言论，林非与同学们着实有点担心，好在海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民风淳厚，无人向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府的汉奸告密，要不这位正直的老师真要引来杀身之祸了。

　　1944年秋天，林非小学毕业，进入了锡类学校的初中部，成了一名中学生。

　　1945年9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人们欢呼着奔走相告，学校也放假3天。小镇上的居民自发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原孔庙前的广场上，人们舞长龙、耍狮子，到了晚上还燃放河灯，这是以往每年中秋节都要举行的活动，但自日本侵略者来了之后，已有7年没有举行了。天还没有黑，人们就拿着精心制作的各式河灯，在上面点一支小小的蜡烛，然后放到河里，并在心里许上一个美好的心愿。河灯一盏盏地在小河里随波流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火龙，从小河流向大河，一直流到长江。

　　林非也和几个小伙伴跟着看热闹，在人群中，他见到了舅舅。舅舅告诉林非刚从上海回来，并给他找到了几册英文书籍，让林非有空去拿。几天以后，林非去了外婆家，舅舅拿了一本英译本的《唐·吉诃德》给他，林非和几个同学很快就读完了，接着他又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过了一段时间，林非和母亲去外婆家看望要回上海的舅舅，说起阅读了英语原著的体会并当面朗读了书中他喜爱的片段。舅舅夸他进步很快，在问了学校里的英语教学后说：“听说海门中学新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英语教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学方式比较先进。你可以先去那里听听课，满意的话也可换一个学校。”林非听了舅舅的意见，在初中三年级时从锡类学校转学到海门中学，并在那里毕业。

　　林非万万想不到的是，辍学的阴影竟然也笼罩到了他的头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父亲经营的药铺却没能兴旺起来。在哥哥姐姐去了上海后，父亲便把家道发达的幻想过早地寄托于林非的身上了。就在林非临近初中毕业前的一天傍晚，父亲匆匆地把他叫到了客厅里，很严厉地告诉他说，家里已无法供他上学了，初中毕了业，就去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练习生，人也已经托好了。并说只要好好干，总会有发财的希望……林非听着父亲的话，大哭起来，还扯着嗓子叫着。父亲见状，气呼呼地从沙发上跳起来，高高地扬起了手臂，林非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倔强地垂着双手，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不过父亲的手却始终没有落下，他也这样痴痴地站立着，还不住地摇头和叹息。母亲听到林非的哭声，忙从卧室里跑过来。她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一切，脸色显得异常阴沉，气愤地朝着林非的父亲说：“你毁了我，再也不能毁了我的儿子！让他继续上学！”父亲只是低着头，半晌也不说话，或许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愧疚吧，或许他对于儿子还有一分钟爱吧。

　　上海求学

　　1947年一个夏末的早晨，林非第一次离开古老而闭塞的家乡，就读上海吴淞中学（原名吴淞公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对文学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陈铭先。陈铭先的父亲是抗战负伤军官，全家从外地迁到上海。他每次从家里返回学校，总会带上几本新书，普希金的诗集、屠格涅夫的散文和散文诗等，或自己阅读，或偷偷借给林非。那时，三青团分子像鹰犬一样地在教室、宿舍里偷听大家的谈话，甚至还偷偷地翻弄同学的书包，找寻所谓的“赤化书籍”。

　　一天在教室里无人的时候，陈铭先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轻声地对林非说：“你拿去看，小心点，要随时放在书包里带在身边。”林非打开一看，是高尔基的《童年》，于是向好朋友会意地笑了笑。后来，林非又看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1948年暑假，林非回到家中，向母亲谈起了这一年在上海的生活、学习，并通过同学朱茂生知道新来的县长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还娶了原先班上的一位女同学。

　　一天傍晚散步，林非迎面遇见了女同学和她的县长丈夫。女同学穿戴得珠光宝气，抹着口红，还烫起了头发，穿着高跟鞋，这在茅家镇上可是少有的时髦装束了。县太爷后面跟着两个腰里挎着盒子炮的卫兵。林非听完女同学介绍后，向县长鞠了个躬问好。接着他就立即将自己琢磨了好久的茅家镇能用上自来水的话题，向县长提了出来。可县长还没等林非说完，就直愣愣地瞪着他，气呼呼地说：“年纪轻轻的，不好好读书，整天胡思乱想些什么？这种事情还用得着你来操心吗？”他的话像一瓢冷水似的，当头浇在林非的身上。林非心中对这个傲慢的县长充满了反感，同时也在默默地想着，难道家乡的人们就一直要喝这样的河水生活下去吗？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上海人一样，用上清洁卫生而又方便的自来水呢？

　　1948年初秋，林非在海门过完了暑假后回到了吴淞中学。他发现学校有了不小的变化，有好几个同学过了暑假后没有再来上学。学校里安排的课程也明显地少了，有时整个下午都让学生在教室里自习。同学们在一起，也纷纷议论着不断上涨的物价，不断贬值的货币。蒋经国当时在上海的“打虎”行动能不能有所成效，也是同学们讨论的重点。学校的课程少了，林非把课余的时间大多用来读书，到学校里的图书室借书，在学校门口的书店里阅读，还要借阅同学家里拿来的书刊。这段时间，他阅读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法国作家雨果、莫泊桑的小说。他的书包里还经常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有空就拿出来翻翻，念上几首。年轻人记性好，时间不长，书中的诗便几乎能背下来了。

　　1948年年末，林非为了躲避学校三青团分子的迫害，提前回到了海门。回来后，林非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朱茂生，对他说 ：“我想到那边去！”“旧的朝代要过去了，我不想坐等着新朝代的到来。想先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要求好友帮忙打听一下怎样去。 

　　1949年初，林非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先是来到盐城华中大学学习，1949年5月，他渡江南下到苏州，到刚组建的公安队工作。

　　1952年3月，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需要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年轻干部送到各大学深造。林非向学校领导表达了自己想去读书的愿望，并得到批准。经过考试，林非于1952年8月进入上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了从一名军人向学者转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