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风

　　我国当代杰出的诗人、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诞生于海门老汤家镇，2000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不平凡的一生，不仅跟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还与国内外名人有着广泛的交往，声誉远播。本文略举几例。

　　感激恩师徐志摩

　　1925年，卞之琳在麒麟镇北的启秀初中读二年级时，由国文老师杨宗时推荐，邮购得徐志摩新著《志摩的诗》。徐志摩是“新月派”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品大多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构思精巧，意象新颖，韵律和谐，让卞之琳异常喜爱！

　　世上有巧事。到了1931年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重到北大任教的徐志摩教英诗课。这位戴近视眼镜的年轻教授风度翩翩，特和蔼可亲，尤其在讲英国浪漫诗时，徐志摩的眼睛望着窗外，或者对着室内天花板，犹如天马行空般吟诗。卞之琳心中认定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不仅是才子，也是热情人。

　　果不其然。很快，师生间相互熟悉，关系十分融洽。也不知怎的，有次课间，徐志摩竟问起卞之琳在课余时间写的诗作。卞之琳先是有些赧然，继而壮胆拿出自己所创作的一组新诗交给了徐志摩。徐志摩就将这组诗稿带回上海，与作家沈从文一起看了，都很赞赏！随即，从中选取多首，并代为署上作者的姓名，交给《诗刊》等杂志发表。同时，徐志摩决定将卞之琳诗稿编为一本集子，因有《群鸦》一诗取名为《群鸦集》，拟交新月书店印行，其出书预告就在《新月》月刊上登载；并由沈从文为《群鸦集》写作《附记》，在南京《创作月刊》上发表。

　　当卞之琳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署上真名在期刊发表，备受鼓舞！得知徐志摩还要为自己出版诗集，更是无比感激！

　　谁知，不幸之事突然发生。就在同年的11月，徐志摩乘坐飞机经过山东上空时，失事遇难。也就在这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徐志摩曾写给卞之琳最后一封短信。痛失恩师徐志摩，对卞之琳是多么大的打击！由于徐志摩的遇难，印行卞之琳的《群鸦集》也被书店搁置，终未出版。

　　在诗人徐志摩遇难10周年的时候，卞之琳感念恩师，将自己所创作的新诗选编为《十年诗草》一书，以深切缅怀徐志摩给自己的真情教诲和热心扶掖！该书于1942年5月，由香港迁至桂林的明日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2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摩选集》，卞之琳精心选诗目，写序言。《徐志摩选集》于次年9月出版。之后，卞之琳又将该序文收入《人与诗》一书中。

　　敬重闻一多精神

　　1946年7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卞之琳在太湖畔借住的屋内挥汗伏在打字机上，一边思索一边改稿，有人进屋告诉他，从报上看到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卞之琳呆了一阵子，继而咬紧牙关，狠狠地往打字机上敲击，以此来表达对敌人的无比憎恨！同时，他胸中犹如窗外的万顷太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是卞之琳对闻一多的别样哀悼。

　　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卞之琳在北京大学毕业前，闻一多从青岛大学调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卞之琳曾聆听过他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尤其是1933年暑期，卞之琳为帮助诗友臧克家出版诗集《烙印》，多次去闻一多家里，请他为《烙印》写序言。

　　1937年抗战爆发，卞之琳路过武汉，到闻一多家里看望。之后，听说闻一多与一些同事和学生，千里迢迢，步行去云南采风问俗，让卞之琳受到莫大的鼓舞。

　　卞之琳去延安后，1940年出版诗作《慰劳信集》，受到闻一多的由衷嘉许！

　　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时，闻一多政治上日益觉醒，积极组织青年开展进步活动，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卞之琳与他共事6年，虽住地远，但去看望过多次。卞之琳始终站在闻一多一边，并对他的新诗《死水》独辟蹊径，放射异彩，特别感佩！

　　对于年仅47岁的闻一多先生被害，卞之琳深感悲痛！并称颂闻一多像许多杰出人士一样，他视死如归的精神，是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前进！1979年3月27日，闻一多诞辰80周年，卞之琳特地著文深情纪念。

　　亦趣亦悲叶公超

　　卞之琳在北京大学一年级上戏剧课的时候，叶公超老师常会要学生们轮流念戏剧对话。每当听到发音或是语调有误与不妥，叶老师就以手掌重重地拍击讲桌发出巨响，这让学生的心中都产生厌恶，背后被大家戏称为“戏剧化表现”。之后，叶公超上二年级的英诗课。卞之琳与叶公超相熟了，颇得叶老师的称赞，每次上他家里看望，总是热情接待。

　　1939年，卞之琳在延安随军生活中，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红裤子》，很受叶公超欣赏。他也热心抗日，就将这篇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的一家刊物发表了。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不久，卞之琳与几个在西南联大同事的北大毕业生，在昆明一家饭店设宴招待叶公超。这次，叶公超显得很是高兴，全没有当年在教室里对着大家拍桌子的余响了。

　　1947年夏，卞之琳受邀赴英国作访问学者一年，行前去南京外交部办出国护照时，才知道要有那里的熟人担保。而卞之琳在南京无亲无故，去哪里找熟人？正巧有人告诉他：“找叶公超，他当次长嘛！”卞之琳进了次长办公室，叶公超先是高兴，可略一沉思，不仅想到往日的师生之情，当然也想到卞之琳去过延安，便脸色一沉，似笑非笑地说：“怎么办呢？……那么由我作个担保吧！”尔后又加上一句：“就不知道行不行啊？”卞之琳思忖：他又在搞戏剧化表现了。不久，卞之琳就收到了出国的护照。

　　1981年11月，卞之琳访问荷兰得到叶公超去世的消息，心想：叶公超与其半途弃学做国民党的外交官，在政治舞台上空热闹了一场，不如在他原来的本行方面，多结出一些学术成果，则有益于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这不能不说是叶公超人生价值的可悲！

　　朱光潜追求革命

　　1937年，美学家朱光潜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要卞之琳去那里任教。一年后，朱光潜感到当时的抗战气氛和新文化运动都很薄弱，心中异常苦恼，就让几位同事轮流出钱自办一个刊物，刊名为《工作》，主要宣传抗战支持正义。由卞之琳当主编，何其芳等为撰稿主力。

　　由于卞之琳的积极努力，期刊《工作》办得很红火，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该刊出了8期宣告停刊，主要因为卞之琳与何其芳以及沙汀夫妇，悄悄前往延安，然后转往抗战前线随军队体验生活。朱光潜知道了当然支持。

　　自从卞之琳他们去了延安后，朱光潜就给卞之琳写信，表示也很想去延安。不料，卞之琳他们或在前方，或在敌后，因行踪无定，没法联系。为此，朱光潜盼望了一天又一天，总是杳无音讯，以为卞之琳他们“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朱光潜因未上延安而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憾事！

　　对于美学大师朱光潜，卞之琳一直心怀好感，非常尊敬。1982年，北京大学举行“庆贺朱光潜执教60周年”集会，卞之琳也参加祝贺。直到朱光潜病逝后的1988年9月，卞之琳才将人们所不知道的当年朱光潜渴望上延安作为小掌故，著文以《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为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为戴望舒说“有幸”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至英国，正在那儿忙于译著出版的卞之琳，欣然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国，3月到了香港，与诗人戴望舒相遇。因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积极参加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在日军占领香港时被捕入狱，害下恶疾哮喘病。其实，那时戴望舒在香港也很能过日子，而且病又重，但他决心要与卞之琳一起回到解放区。

　　临走前，戴望舒的哮喘病已发作。他带了两个幼小的女儿到旅馆的时候，连一层的楼梯都爬不上；进了房间，又喘得连一些行李都不能清点。当晚，戴望舒的只因生活方式不同而分开了的夫人赶到旅馆来看他，两人之间的感情还很好。可是，戴望舒的走意坚决，还坚持不让第二个孩子留在香港。他尽管哮喘了一夜，但第二天上午还是那么高兴！

　　鉴于当时的形势，卞之琳同戴望舒等乘坐一艘运纸货船北上，一路上对病友倍加关心照顾。他们先到塘沽登陆，再转乘火车直达北平，受到党中央欢迎，被安排住翠明庄招待所，并由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接着，卞之琳在北京大学任教，戴望舒接受医治疗养，都如愿以偿。

　　因救治无效，一年后戴望舒不幸病逝，北京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卞之琳特作《悼念戴望舒》一文，发表于1950年3月5日《人民日报》。在文中，卞之琳如此说戴望舒：“……真好像他预感到不久于人世了，定要赶来看一看解放了的北京，能在瞑目前亲自到西苑迎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搬来北京，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实在比许多人有幸了啊！”

　　感怀乔木“和事佬”

　　1959年初的一个下午，卞之琳在北京参加一次新诗小型座谈会。会议虽小，但胡乔木也来了。

　　胡乔木当过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也是诗人。他在这次座谈会的讲话中，自称“和事佬”，谈了新诗的格律需要简单明显，容易掌握以便普遍运用；一旦充分成熟了，普遍运用和欣赏了，想必真会来个突破……卞之琳听了，十分佩服胡乔木所提的这个展望！

　　原来，1958年卞之琳在一家文艺刊物上发表了《新诗的发展问题》一文，又有诗人何其芳也主张新诗的百花齐放。这样，两人不谋而同，无意中触犯了还方兴未艾的随大跃进而来的新民歌热潮，就被指责为蔑视新民歌，形成了围攻，使善心的卞之琳蒙受冤屈。所以，这次座谈会胡乔木出席，说来当“和事佬”！

　　座谈会开完了。卞之琳徒步回家时，在大门外遇上胡乔木的专用轿车。胡乔木忙招呼卞之琳上车，可以搭一段路程。在轿车内的两人谈话中，胡乔木建议卞之琳重新出版《十年诗草1930-1939》，卞之琳当然感谢他的关心和鼓励！也就在这前几天，卞之琳已接到一家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整理过的书稿的通知。

　　1997年3月30日，已是垂暮之年的卞之琳写作题为《突围胡乔木》，对往事还感念以怀呢！

　　长相结谊罗大冈

　　1929年初秋，卞之琳考取北京大学后报名上学。那时，北大学生都得在校外自找住处，找到了住处还须找当地人作担保。卞之琳一到北京，完全人地生疏。他听了已在北大读书的千家驹话，去银闸大丰公寓找住处，因为那里住了许多来自江浙地区的学生。

　　当卞之琳赶到大丰公寓后，虽找到了住处，但得有一定身份的人作担保才成。他正在为难的时候，没想到有一高个儿的青年挺身上前，正气凛然地说：“我叫罗大冈，以职业律师身份，可为卞之琳作担保！”当时的公寓管理人员也懒得去调查核实，就让罗大冈在居住登记册的担保人栏内签上名字，使卞之琳有了住处。

　　其实，那时罗大冈还是北京中法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比卞之琳大1岁，从此两人成了好友。尽管平时不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但是只要有空余时间，尤其到了节假日，卞之琳与罗大冈总是你来我往，亲如弟兄，聚在一起，交流学习情况，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以获得共同提高。1933年春，罗大冈在浙江读高中时的同学凌立，到北京一个实验室工作，也与卞之琳结友。他们3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散步，谈天说地，临睡了才分手。

　　后来，罗大冈也成为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散文家，并与卞之琳同属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上密切配合，比肩齐飞。在动乱的“文革”期间，卞之琳和罗大冈一起下放河南息县东岳镇，先住货真价实的牛棚，后自制砖块搭建工棚。凡下放人员都参加割稻、砍高粱、拔棉秆、栽果树……哪儿有活就去哪儿干。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卞之琳和罗大冈相互鼓励，一起展望前程，增添了信心与力量。两人结下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都有卓越的建树，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8年3月，罗大冈病逝，卞之琳以《追念罗大冈》一文纪念。

　　林徽因家座上宾

　　上世纪20年代，林徽因（原名徽音）在北京已是闻名的文化人，之后，成为作家、建筑设计家。卞之琳比她小6岁，以师长对待尊敬她。同时，双方都因为在报刊发表作品，进而相识相知。

　　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上东城区的林徽因家中看望，并受到热情接待，成为林家座上最为年轻的客人。林徽因的谈吐直率、待人真挚，让卞之琳毫无隔阂如遇知音。因而一起深入切磋写作，成为志同道合的文友。

　　到了1940年， 卞之琳在昆明又上林徽因家中作客。听她和丈夫梁思成的说话中，都痛惜去各地勘查、测绘，搜集来的许多中国古代建筑资料全放在天津，因时局动乱而受到损失。卞之琳也为之感慨不已！接着，又有林徽因夸赞苏州木渎镇严家花园的造型超常别致，被听者记于心上。后来，卞之琳在江浙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过一年，那年重阳节他到木渎镇停留一天，就去寻访严家花园，可惜没有找到。也是在这次昆明作客中，还听到林徽因讲她和丈夫去北方勘察、测绘，都是穷山恶水，餐风饮露，有时坐骡车，有时徒步，住简陋的客店。之后，夫妇俩逃难到长沙，租房住，又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死里逃生……卞之琳对面前的两位深深敬佩！

　　1949年，林徽因参与国徽的设计，还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浮雕图案和饰纹的设计，卞之琳都十分赞赏，说是“表明了很多意义”。卞之琳还为林徽因抱病建设新中国，未尽天年于1955年病逝而深切哀悼！1985年3月10日，卞之琳著文《忆林徽因》在《文汇报》发表。

　　睹石常思周煦良

　　自1935年起，卞之琳就与诗人周煦良相熟，并经常交往。在四川大学一起工作时，只要得空，总去菊园的会议厅里，因备有乒乓球桌，两人就兴高采烈地玩上一阵子。

　　1946年，两人同住上海。一次，卞之琳去周煦良那儿，偶然说起身边没有备用的图章，去邮局取挂号信、汇款单犯难了。岂料，周煦良起身马上走进内室，很快捧着一个铁皮盒子出来，并说：“我这盒子里有的是印石，你拿一块去，叫人刻上字行了！”随即打开盒盖子，里头琳琅满目，总共数十块印石。当下，卞之琳挑了一块米色带红晕的印石，顶部有两个红朵儿，已被雕成梅枝上的两枚红花，分外喜人！当天，卞之琳就拿了这块印石，找上四马路一家刻字铺，刻上“卞之琳印”的字样，爱若珍宝！说来，这枚印章从此就陪伴卞之琳直到年老。平时，他常常睹物思人，感念周煦良的恩情！

　　后来，卞之琳出版了诗集《雕虫纪历》。周煦良读了对卞之琳说：“我总觉得你对自己诗作的成就太谦虚了。先是《鱼目集》，现在老了，应当能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却还要用什么‘雕虫’字眼。这就是我打算写评论的动机，此文迟早要写出来，只要等精力恢复，没有外来的干扰才行……”

　　1984年，周煦良逝世。卞之琳在为周煦良而写的悼文中，还感念这位挚友赠送印石的事哩！

　　（感谢卞之琳外甥施祖辉先生提供有关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