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自幼好读，过目不忘，且动笔如飞。北宋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后曾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市）通判、常州知州等基层职务。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接位时，王安石即被诏为翰林学士研究制定新法，1070年出任宰相，在位6年积极推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但也招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辞相。王安石的变法对北宋社会后期的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是为北宋王朝服务的，但削减的是上层统治集团和富人的利益，受益的是基层百姓，因而受到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但广大人民群众是欢迎的。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也正是来自于他对民间疾苦的体察，而对海门的了解正是他变法的动力之一。

　　据明《嘉靖海门县志》《嘉靖通州志》《大明一统志》等多部史志记载：王安石于北宋至和（1054—1055）中曾任海门知县，时间很短，但名声很好。《嘉靖海门县志》还对王安石做了“宦迹”记录，尽管笔墨不多，但对做海门知县一事，记录得很清楚：“至和中为海门令，治声籍甚。”

　　王安石任海门知县后，曾为可任海门知县沈兴宗写过一篇专记——《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沈兴宗修筑的“七十里长堤”，被后人称为“沈公堤”）。王安石与沈兴宗是好友，两人有着深厚的交往和友谊。王安石之所以为沈兴宗写这篇专记，一是源于对沈兴宗的了解，因王安石曾在沈兴宗的家乡——明州鄞县任过知县，两人早就建立了友情；二是王安石也在海门任过知县，两人对海门的治理和建设有共同的看法；三是（也是更主要的）王安石看到沈兴宗治政有方并修复了七十里长堤以后，海门的人民“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以下无注释的引文都引自此文）的现象，这是一幅多么完美的情景：农人不再受天灾人祸的苦恼，因而乐意带领家人在田间耕作，官吏明白民众的心愿而去作引导，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吏心中的喜悦是出自内心的，是真诚的！所以王安石感叹：做官如果做到像“沈君兴宗海门之政”那样，靠自己的作为为百姓办实事，而不是敷衍百姓“可谓有志矣”。这里也隐含了王安石十年以后的变法而希望达到的景象。

　　据研究，王安石的这篇专记与他后来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意思是说：沈兴宗到海门后放宽禁令缓征捐税，召集流亡的乡民回乡，首先确保这些乡民生活安定之后，再引导他们兴修水利，恢复生产，这样就使人民很快地振作起来了，因而鼓起重建家园的信心，一心一意投入兴修水利中去。而这些正是王安石 “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引自《临川先生文集》）的变法思想的核心。所以有专家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汲取了海门元素。

　　王安石变法，涉及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等。王安石主张从农业、手工业到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生产。而要发展社会生产，首先是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这些主张和变法内容的提出，一方面是王安石长期基层工作经验的积累，其中包括对海门情况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沈兴宗兴修水利而使民众受益的启发，如农田水利法的制定和实施便是如此。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颁布实施由王安石筹划的《农田利害条约》(又名《农田水利约束》，即农田水利法)，据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农田水利法令。法令中明确小型水利可用民力兴修，可向农户分派；而对大型水利工程，民力不能及的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为了确保水利法在全国的实施，在全国设立各路主管农田水利的官吏，这是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水利管理网络。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后，沿袭了王安石变法特别是农田水利法的许多先进做法，进一步推动了江南水利的发展，不仅苏浙一带水利得到长足发展，而且东南沿海及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设也得到了发展。这部农田水利法的制定和实施，与王安石在《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中肯定的沈兴宗“既堤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多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