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绛（1008—1083），字厚之，钱塘江（今浙江杭州）人。官至资政殿学士、参知政事。元绛为官精明，体恤百姓，任海门知县和台州知府时深受百姓爱戴。元绛入京后，任翰林院学士、开封府知府，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被称为变法派新党，后代理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受到神宗帝倚重。
出身临川名门
元绛祖上危姓，临川南城县（今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苏源村）人。唐末，元绛的曾祖父危仔倡聚集众人保卫乡里，进攻占领信州，后被杨氏打败，逃奔到杭州，改姓元。祖父元德昭为五代吴越丞相，遂为钱塘人。元德昭理家以孝爱闻名，一家四代同堂，“满堂罗绮兼朱紫，四代儿孙奉老翁”。卒后朝廷赠太子太保，谥“贞正”。
元绛天资聪颖，受家风影响，饱读诗书。九岁时去拜见荆南太守，太守发现他聪明仁爱、与众不同，是可造之才，便向朝廷举荐，但元绛因家贫未能成行。长大后，元绛参加进士考试，因误用音韵，只得到一个“学究出身”的称号。天圣八年（1030），元绛再参加进士考试，登第后调任江宁推官，代理上元县令。后因安抚使范仲淹举荐，改任永新县县令。
宽待海门盐民
宋高宗绍兴年间，元绛任海门知县。海门临江负海，历史上是重要的海盐产地。早在南北朝，南通境内南部的胡逗洲、南布洲和东布洲等沙洲上就有“流人”（被流放的人）以煮盐为业。北宋时，苏北沿岸的淮南、淮北地区已是盐场密布，通州沿海就有12个大盐场。北宋万历年间，东布洲（海门岛）与胡逗洲（通州大陆）相连，在原为宋初流放罪犯煮盐的海门岛北部设立吕四港场。余庆场及其东滩涂不断扩大，渐次分置为余中、余西、余东三大盐场。海门沿海拥入数以万计以煮盐为生的灶户、盐民。
盐是国家的重要利税之源，故历代都设有专门机构控制和管理盐业生产及销售，对盐实行专卖。宋代为了加强对盐的垄断，在盐政管理上实行国有制，对盐的生产和销售实行严苛的管理政策。在州县、盐场设置巡检官，掌理巡捕私盐、缉捕盗贼。严禁私盐，打击私贩。宋初重私贩之禁，立法苛严。宋律规定“凡捕获贩私人犯，由州县官依照朝廷的禁私条法判决发落；其罪重人犯，则申奏朝廷取旨发落”。
当时淮南通泰各场亭户（盐民）通过改革制盐工艺，产量增加五成。于是盐场收购亭户盐货，每筹增称20～30斤为“浮盐”，却不向亭户支付盐本钱。亭户迫于饥寒，将盐货大量私卖。宋律规定偷盗贩卖海盐满20斤的人都要判重刑，发配或者充军，以此警示他人。
元绛任海门知县期间，经常深入乡里，体察民情，关心百姓尤其是灶民、盐户的生产、生活情况。他针对盐民、灶户盗卖私盐的实际情况，实行宽厚的处罚措施。他认为“海滨之人，恃盐以为命，非群贩比也”，海门由于地理环境和土地性质的限制，无法大面积播种粮食，百姓大多以煮盐为生，并不耕种土地，所以盐是他们赖以交纳税赋及养家糊口之资，将部分海盐自行销售，以补生活之用，没有赢取暴利，不能与专事销售的贩盐集团相比，没有影响到官盐的销售。因此，对私贩海盐的盐民，元绛不予治罪，“笞而纵之”，仅仅是鞭打略加处罚予以教育就放行，使盐民免于苛政，百姓无不感激他。
支持王安石变法
元绛在海门担任知县期间政绩斐然，不久升任为江西转运判官兼任台州知府。有一次台州发大水，百姓的房屋被大水冲塌，元绛用官方的钱在原地建造房屋千余间让百姓居住，约定他们3年偿还，流亡的人都恢复了旧业，并修筑城墙，利用城门作为水闸，以堵住暴涨的洪水。元绛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时，缮治城池器械，供应军饷有功，为平定侬智高叛乱立下殊功。
元绛在各地任职都有功绩，后奉诏入京，任翰林学士兼开封府知府。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次年王安石拜相全面推行变法。元绛和王安石有着同样的政治抱负，又先后在海门任过知县，了解百姓疾苦，同时为了能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政府财政，发展社会经济，元绛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被称为变法派新党。熙宁七年（1074年），元绛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身份代三司使，职掌财政大权，深得皇帝器重。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回京复职后，重用新党支持者。十二月，元绛被委以参知政事重任，主理政事，继续执行新法。
元绛为官多年，年老多病，数次请求告老还乡，但神宗却安抚挽留，说“卿可营居京师，朕当资币金，且便耆宁仕进”，元绛则说“臣有田庐在吴，乞归鬻之，即筑室都城，得望属车之尘，幸矣。敢冀赐邪。”神宗只好准其告老还乡，但还是任命元绛的儿子耆宁到崇文院任校书郎，以示恩宠。元绛出发返乡时，神宗又派人送上千两黄金，并希望他早点回朝廷。元绛回到吴地一年多，因为年老多病，给皇帝写奏章说“恐不能奉诏”，3年后去世，享年76岁。为表彰元绛的功绩，神宗追封元绛为太子少师，谥号“章简”。元绛与王安石及其子弟都有着深厚的交往，王安石四弟王安礼在元绛去世后为其写了《章简元公墓志铭》（王魏公集），谨表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