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季方，1890年3月27日（农历三月初四）诞生于海门悦来镇松林村，后迁居三阳镇新丰村，因病于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今年是季方诞辰130周年。这里，笔者搜集整理了季方逸闻轶事，以志纪念。
“武状元”
革命战争年代，季方名扬大江南北。只要一提到季方，海门、启东等地的老百姓都自豪又欣喜地说：“他是我俚的武状元呀！”
老百姓为何称季方“武状元”？因为，晚清光绪年间，海门出了文状元张謇。季方比张謇晚出。他胸怀“富国强兵”壮志，少小离家，投笔从戎，由当副兵开始，进入陆军小学、中学，又两度升入保定军校。辛亥革命爆发，季方毅然参加了沪军北伐敢死队，到第一次大革命时，被委任黄埔军校少校特别官佐。在黄埔军校的前几期学生中，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有许多曾受教于季方。
当时在南通，季方很有威望。他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名义，召集苏中四分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苏四区游击总指挥部。季方任总指挥。没有季方，就得靠打，才能统一南通地区。有了他，那些杂牌部队就被收编过来了。之后，季方历任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四专署专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中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长等职务。
四次蒙难
为了追求真理，坚持革命，季方曾经四次蒙难，遭受逮捕坐牢。
第一次在1915年。那时袁世凯正式宣布复辟帝制，各地纷纷举兵反袁。季方在一支反袁军中任连长，密派一名排长与一名班长，带上10多个国民党人，暗藏炸弹回南通，因受骗泄露机密，他们被当地警察逮捕并全遭杀害。为此季方也被判10年徒刑，待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
第二次在1933年。因邓演达反对蒋介石遭暗杀，季方异常气愤去大西北考察寻找出路。当他返回时遭宁夏警察局拘禁，后逃出了虎口，但身无一钱，沿途靠船夫与农民救济，才回到北京。
第三次在1934年初。季方因参加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而被南京反动政府派军队包围住所后逮捕拘禁。但反动政府实在拿不出季方的活动证据，他经友人营救出狱。
第四次在1939年春。季方去重庆国民党中央反映苏北敌后抗战情况后，经香港乘轮船返沪，在码头被法国巡捕房拘禁两个月，最后被押上香港轮“驱逐出境”。
可见，季方一次次被捕坐牢，走过的道路十分曲折，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进入抗日根据地后，才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挫折之后
一生坚持革命的季方，虽屡遭挫折，但奋斗不息。
1913年初夏，季方参加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军队，湖口起义失利，他去贵溪龙虎山天主教堂蛰居。神父对季方很客气，希望他信教。但季方不入教也不信上帝，待局势稍缓，继续投入反袁斗争。
1920年季方在上海。他脱去长衫，当了工厂擦机器的小工，每天得毫洋两角，仅维持个人生活。季方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他何以甘做这又穷、又苦、又低贱的小工。
1933年，福建政府与工农红军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但蒋介石却对红军坚决“围剿”。季方气得回到上海，在真如镇附近租上3亩地，与人合作生产草莓、鲜花供应市场，为革命隐居待时。
1935年春，季方为被蒋介石杀害的革命志士复仇，来到江苏灌云县大汪村，联合当地百来个农户，组织“大汪新村合作社”，准备继续革命。
艰苦奋斗
1940年夏，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北渡长江后，迅速派出部队继续东进，开辟通、如、海、启一带抗日战争新局面。季方欣然接受了陈毅司令员的邀请，前往掘港工作。他以战地党委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召开江苏省第四行政区军政负责人联席会议，阐明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的意义和必要性，并与各部队达成临时协议，组成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审时度势，在各部队拥戴下，自任总指挥，并与各部队协商，作出了欢迎新四军东进合作抗日的决定。
1941年3月，苏中第四军分区成立，季方任司令员。敌后游击战争的生活极其艰苦，季方同战士们一样，穿的是公家发的土布粗衣，吃的是山芋玉米粞。按当时供给制度规定，像季方那样的干部和年岁，本来可以提高副食品供给标准，可是，即使伙房给他增加一个菜，他也坚决拒绝。每逢日寇进行“清乡”“扫荡”，机关和部队就得不分昼夜地转移驻地，季方与妻子就抱着孩子和战士们一起打游击。雨雪天踩着泥路前行，确实十分艰难。部队本来配给季方一匹坐骑，但他总是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用，自己和部队战士们一样徒步。有一次，为“跳出”敌人的“扫荡”区，季方与战士们一起，一夜步行军近百里。
进入斗争更激烈的1943年，司令部几乎天天移动。季方自己带着不过一个连，坚持打游击。敌人从如皋丁堰镇起，东至黄海边，统统构筑竹篱笆，进行梳篦式“清乡”，妄图扑灭抗日武装。季方组织部队与群众几十万人在7月1日夜间，300里长的封锁线上统一行动，将日伪苦心经营的竹篱笆全部烧毁。
在解放战争时期，季方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粟裕指挥部队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季方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亲临前线慰问解放军官兵。1947年秋，季方带领200多名军队干部往山东转移，沿途想方设法避开空中敌机的不断追击，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设在惠民镇的机关驻地，为革命保存了实力。之后，季方担任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的总团长，肩负着教育改造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任务。他根据党中央政策，对这些人进行了十分耐心细致的改造挽救工作，如对被俘的蒋军司令官王耀武，季方通过亲自与之个别谈心，使其改变了态度，并在人民电台讲话，播出后使蒋介石极为恼怒与沮丧。
刚正不阿
1919年秋，季方回到家乡筹备成立“海门地方自治研究会”。此时地方封建集团，正在规划修筑一条贯通于南通与海门之间的公路，而借规划线路进行敲诈勒索。于是，季方愤而向上海《民国日报》投文揭露，题为《请看土皇帝修公路的黑幕》，县政府就密令捉拿季方。幸有一知内情的友人告知，季方急速出走。
1941年8月，日伪在沿江地区大“扫荡”后，革命意志软弱者恐敌逃跑。季方的胞弟季强成任江苏省第四区专员，竟不辞而别躲往上海。季方先以兄弟情谊，语重心长地规劝强成回来继续工作。后因规劝无效，上级决定由季方兼任苏四区专员。季方一履任就发表了《敬告通、如、海、启、崇五县同胞书》，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严正声明与其弟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廉洁奉公
早在抗战时期，季方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时就提出政府要清正廉洁，反对贪污浪费，要求广大群众对政府进行监督，务使人民所出，涓滴为公。几十年来，季方一直以身作则，并且严格要求下级、子女和家属保持这种优良的品德。如组织上为他订阅的报刊，看过以后，卖旧报刊的钱，叫孩子如数交给公家。又如，家乡人见季方很长时间回来一次，要宴请和送些土特产，他坚决不同意，实在推辞不掉收下一些土特产，他也一定要付钱。
季方的一生崇尚俭朴。他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妻子缝制的，有些衣服破了打上补钉继续穿。家里的陈设十分简朴，沙发都是旧的。一台破收音机用了几十年。直到他老去时，家里还是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还是尼克松访华时，为了收看实况转播，经全家人的一致要求，才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买了一台处理的电视机。
一辆小汽车
新中国成立后，季方在交通部工作，国家配给一辆小汽车。但他为了节省汽油，上班或办其他公事，经常自己骑自行车，急得警卫员骑车在后面追。警卫员为老人的安全着急呀！
有段时间，季方去南京组织抢修下关码头，上办公室或去工地离住处远，仍不坐小汽车而骑自行车。为此，当儿子季达去看父亲时，季方的警卫员就诉道：“当你父亲的警卫员什么事都好办，就是他的安全不好办！”季达见到了父亲劝说：“您已是60岁了，外出不坐车，出了事怎么办？”老人却回道：“1946年，我们干革命从长江边骑自行车到了山东。而现在在柏油马路上骑车，既是锻炼身体，又是不忘战争年代，还能节约汽油用于建设事业，真是一举数得呢！”
后来，周总理知道后做了工作，季方才不骑车了。但之后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季方不管是去办公，或是到同事家商讨工作，经常是步行往返的。
公家配给的这辆小汽车，子女从来都是无缘乘坐的，因为季方严禁家属使用它。一次，女儿季明的公婆到北京看病，他们既是季方的老亲家，又是他战争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战友，而且男亲家是武汉政协负责人，但季方见面后就说：“我现在有小车，是办公用的，你们如需用车我可给你们叫出租用车。”
季方使用公车严于自律。有一天，女儿季光（战争年代被季方夫妇救养的孤儿）陪父亲去北京医院看病。季方下车后，季光问小车司机在本子上写什么，对方说：“我在记用了多少汽油，这是季老向周总理学习。总理除了开会等公事外，其它用油都是自己出钱，所以季老也是这样。”季光听了，马上想到父亲也经常对子女说：“总理处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不“过”生日
季光（原名段爱云）本是个孤儿，1946年成为季方、钱讷仁夫妇的义女。1964年，季光回到北京，全家准备给年逾古稀的老父亲祝寿。季方知道了，就给子女们讲了毛主席对待祝寿的态度：“主席从不‘过’生日。有一天几位老战友到了主席家，主席奇怪地问他们何以不约而同地上门，大家回答说是主席的生日，来给庆寿。主席不高兴地说：‘不过，不过！都请快回去休息。’大家见状忙说：‘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只请主席朗诵一首新诗。’主席连声说：‘要不得，要不得！现在年轻人写的诗比我写得好，要念就念他们的。’”
接着，季方又对子女们说：“周总理也是这样对待祝寿的，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们青年人不要为我忙什么。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有成绩，有进步，比什么都好，都值得高兴。”
正直厚道
季方心胸坦荡，待人诚恳，正直厚道，关爱同志，对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
“文革”时期，季方的行动自由虽受到限制，但对战争年代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总是牵肠挂肚着。凡遇上熟人，他总要一个个打听。对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他关心备至，平反、落实政策的事也总要亲自过问。如在抗战中有个同志不幸被捕，誓不投敌，季方就对其历史实事求是作证明。又如，一个同志在抗战中牺牲的，却被造反派诬蔑为叛徒，坟墓也给挖掉，季方就联系知情人员作证明，组织上终于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平时，季方对用钱抠得很紧，但到月底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因为，每月发薪后，他第一件事要秘书给生活有困难的老朋友和烈士子女寄些钱去。他常对家人说：“过去革命困难时，人家帮过我们；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当然也要尽力帮助。”大家知道，季方家在战争年代曾救养过八九个孤儿，都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扶养大。同时，许多公务活动的用钱，季方会经常掏自己的腰包。他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子女有困难的，也是尽力地帮助。每逢年节，季方总要买点东西去看望统战对象，即使到了晚年自己行动不便，他还要让家人去看望这些老人。
实事求是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季方不断听到海启地区亩产皮棉超百斤，心存怀疑与不安，怕下面重犯1958年大跃进时浮夸风的错误。有一次到上海，他问那里的干部：“棉花在旧社会1000步田（约千亩）不过收两三百斤，现在亩产超百斤，实不实？究竟有没有这么高？”后来，季方去海启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弄清了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地亩是核准了的，棉花种子是通过改良的，以科学方法指导套种、合理密植与培育管理，加上旧时没有的农药与化肥等因素。“现在产量确实有这么高，并无浮夸。”季方高兴地说，心中的隐忧也消除了。
真正的孝子
为拯救苦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季方虽年少离家投身革命，但关爱孝敬父母总铭记于心并见诸行。
在戎马倥偬的上世纪40年代，季方担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与专员，每次回家必定先到母亲房内，向老人请安，并聊一会儿，然后才进自己的住屋。他还亲自给瘫在床上的母亲倒马桶。有个夏天的深夜，季方一进家门就询问母亲的情况，尔后转身径直走进母亲的房间。见老人醒后，他坐在床沿，一面给母亲扇芭蕉，一面谈笑……
1950年，季方临时在南京工作，就把母亲接去一起生活。老人整天坐在轮椅上，季方一下班总搀扶她去上马桶。老人也有个怪脾气，只要见儿子在家，吃饭时非得要儿子给她喂着才吃。1957年季方去北京参加“反右”运动两月多时间，老人有次想儿子竟然连饭也不吃，还用劲搀桌子，以致桌上的菜盆给翻倒，她自己的轮椅也倒退了一长段距离。就在这年夏天老人去世，季方为没能赶回，极为遗憾与悲痛！
季方的孝心，还在他年老时为自己所写的遗嘱中也表露尽致：“我的骨灰，同我母亲的骨灰一起，由在京子女顺便带回海门悦来公社故乡，埋在祖坟上，不要惊动邻里亲友。”
严格要求子女
季方的几个子女，都是在战争年代养育的，很不容易，自然成了心中的爱。但他对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如大儿子季达多年在广州工作，媳妇在上海带两个孩子，弟妹们商量后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将大哥调到上海。季方知道后就撕掉了那报告，并生气地说：“全国有多少夫妻分居两地，为什么我的儿媳就非要调到一起不可？”又如二儿子季安在外地部队时身体不好，向父亲写信要求来北京治病。季方回信说：“我是国家工作人员，你是军人，我们有事都得依靠自己的领导。”再如女儿季光在上海厂里工作，回京休养将期满，陪几位来京的同事去了长城。季方知道了马上说：“你今天能去登长城，那就说明你的身体能工作了，你马上回上海工作去吧！”第二天季光就去上海了。她虽挨了批评，但心中深深敬佩父亲的精神与品格！
季方夫妇十分重视幼辈两代人的政治与思想觉悟的成长，谁进步了，入团入党了，老俩比得到什么都高兴！季方每个月拿钱去买《红旗》杂志，一买就是几十本，寄给予外地的幼辈，邮局的同志打趣地说：“季老是我们局里《红旗》杂志的包销员呀！”
“有的人是为了做官而革命，我是为了革命才做官。”“我年轻时，要比太阳起得早，若太阳先比我起来了，就觉得不舒服！”季方经常在家中说的这些话，都铭刻在子女们的心中，受益终身。
桑梓情深
当年，在抗战烽火和繁忙的工作中，季方十分关怀家乡海门。1942年春节，东南警卫团一个连驻在季家宅上，季方正在家中，就邀请全连战士共度佳节。他以军分区司令员与专员之尊，亲自给战士们祝酒，并勉励大家为保卫地方多作贡献。
半年后，季方来东南地区视察，并参加了县里召开的区以上干部会议。会后，季方宣布为东南行署主任陈同生和张逸城同志举行婚礼，并当证婚人向新婚夫妻祝贺。大家一面吃喜糖，一面唱革命歌曲，气氛异常热烈欢快，显示了反对日寇侵略、反“扫荡”斗争胜利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季方先后3次回家乡。他每一次回来，总是轻车简从，绝无前呼后拥，谢绝群众迎送、首长陪同，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乡亲们中间。
第一次回家乡在1961年初。季方看到群众仍将玉米、棉花等秆子当烧草，建议大家响应上级号召搞沼气池，可让秆子还田，又让生活便利。他还要亲属试办，使全村逐步推广使用了沼气池。季方对种桑养蚕很感兴趣，就和村苗圃人员一起开行下树种。尽管天气依然寒冷，但他干得额上冒汗，脱去身上大衣继续干，并鼓励大家通过栽桑喂蚕增加收入。
同时，季方积极尽力支持家乡建设。1970年三阳公社开始学习江南“一旱两水”高产经验，但当时耕作机器紧缺难以购买到。当季方收到乡亲们的求助信后，很快就回复，既鼓励大家设法克服困难，努力争取农业高产，又自己节省开支寄给1000元钱，送给乡亲购买机器，还请海门物资局帮助准购两台手扶拖拉机，就解了这燃眉之急！为此，乡亲们要送些礼物表示感谢，但都被季方谢绝。在电视机比较稀少的时候，季方出钱买了一台送给三阳公社。
每次回家乡，季方总要到群众中去拉家常，对孤寡老人特别记挂于心。1961年那次他问公社负责人：“敬老院办了没有？有什么困难吗？老人们生活得怎样？”季方回北京后，还多次寄钱给敬老院，让老人们改善生活。1978年第三次回乡，季方近90高龄，还来到敬老院，向老人敬“中华”烟，请尝北京糖果，并送给零用钱。当季方去看望一位老邻居，并握着对方手，欣喜地说：“你叫婉姐吧！比我小10岁，该79岁了吧？”这位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回答说：“大先生（季方排行老大，被当地人习惯尊称），你记性真好！”可见季方与老百姓的亲密无间。
捐建沙洪小学
受严重自然灾害等原因，1963年国家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这年秋天，季方从北京来江苏视察，顺道看望故乡三阳镇。当天，他将在这里当小学教师的儿子季完与媳妇叫到身边，询问各自所在学校的教育情况。
接着，季方对儿子、媳妇说：“办学校是我年轻时的理想，当时就是因为地主恶霸势力，没有能实现。现在得要依靠你们年轻人了。你们接受了党和国家多年教育，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热情，就在我们老宅上造几间房子作教室。但不要增加地方上的麻烦，把你们住的瓦房拆出来造教室，你们自己可买些芦头和稻草再造两间草房。我小时候也是住的草房。”顿了顿，季方又说：“可让小学生就近入学，不必走更多的路。在十八匡河上造一条桥，可让河西的孩子来上学。在黑沙泓上造一条桥，可让河南的孩子来读书。至于学校的经费，可自己设法解决。比如，在黑沙泓里养鱼，河边上种些树木，管好了每年可有一定收入，不足部分再想办法。”
当夜，季方召集了黑沙泓两岸的干部群众约20多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他讲了办学校的方案，在黑沙泓养鱼种树及管理办法。其中讲到养鱼分三份，一份归学校，河南河北群众各一份。大家表示完全赞同，季方也非常高兴！
这一夜，季方的精神特别好。夜深了，警卫员催他休息，而他回道：“再谈一会儿。”
当季方一回到北京，就汇给三阳镇政府人民币800元，作为办学资助。在政府与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黑沙泓畔就建起了一所初等学校——沙洪小学。
此后，季方就一直心系着这所故乡的学校。当儿子与媳妇每次去北京看望老人，他总是要问问学校的情况。1978年季方再次回故乡，应邀热情地为学校题词。198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季方嘱咐秘书给沙洪小学的每一名学生都寄一本少儿读物，让孩子们特别欣喜！直至季方在病榻上弥留之际，子女们都守候在侧，分明听到老父亲的嘴里还断断续续念叨着：“黑沙泓……沙洪校……”
（感谢老党员干部陈建威等和季方的乡亲们提供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