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忠

外婆家的老屋倒了。消息传来，一股淡淡的忧伤涌上我的心头。

外婆家的老屋位于长春镇北面的周家宅，1958年开掘海启河，长春镇整体拆迁，原先住长春镇的我家投亲靠友搬到了周家宅外婆家。儿时的周家宅四厅宅沟，碧水绕宅而流。宅为四关厢屋，一条窄窄的木桥连接宅外，给人一种神秘安逸的感觉。后宅沟比较阔，沟北有一片青青的竹林，掩荫着水草茂密的宅沟。外婆家就在宅里厢朝南屋的西头。不知为什么，宅上人家都是两间三间房的，分灶屋和卧室，只有我外婆是一间房。屋西侧有一块空地，不知是备着以后盖房的还是以前有房后来拆掉的。但隐隐约约听宅上邻居嘀咕过，似乎外公家祖上也是殷实人家，只是到外公时，家道败落，西头的房子拆卖了。我那时小，不大懂这些人情世故，只是觉得失去了外公的外婆在周家宅势单力薄，孤苦伶仃的。

老屋前后五架，大概中间的正梁不够粗，怕吃不起劲，屋中间竖着一根茶碗口粗细的柱子，紧紧顶着大梁。屋里最多时摆三张床，最宽敞的是外公祖传的柜床，另两张床是用芦苇秆编织的，床下搁两张长条凳。西北角支了副柴火灶，中间再放一张饭桌，几乎就转不开身了。起初，四周的墙也是芦苇编的，没有窗户，门一关，屋里黑洞洞的，好在屋顶上有一块明瓦，黎明时，明瓦里透光进来，就知道天亮了。拥挤的老屋，给我的童年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我带着弟弟妹妹在屋里捉迷藏，玩家家，享受着那个时代孩子特有的欢乐。老屋里，我目睹了妈妈为外公等逝去的先人烧经作相。每年的新春佳节，老屋里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大抵是年三十前夜，第二天要烧过年经，幽幽的灯光下，外婆坐在床头折元宝，妈妈烧火，阿爸上灶，烧煮着红烧肉和鱼之类平时吃不到的菜肴。灶膛里火光闪耀，灶台上香气四溢，老屋里蒸气升腾，我们兄妹仨躺在被窝里闹着笑着，贪婪地呼吸着鱼肉的香味。

老屋里的那张柜床是外婆家唯一贵重物品，床通体用实木制成，宽一米半，长不足两米，设有三个贮物仓，中间配一把柜锁。早些年，这床是外婆睡的，后来移交给了妈妈。我们儿时常在床上嬉戏打闹，闹累后睡着了，才由外婆和妈妈抱到自己床上去。这床制作于何年已无人知晓，如今斯人已逝，柜床连同我的童年时代都一去不返了，剩下的只有模糊的记忆和淡淡的忧思。

住在老屋的那些年，我家的生活是清贫的。不知为什么，那时乡亲们也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播种耕耘，但打下来的粮食就是喂不饱大家的肚子。我家人多劳少，年年倒挂，青黄不接时，还要靠救济粮过日子。记忆中，最让我怀念的是妈妈烧的青菜芋艿米粥，切成片的香沙芋和着煎过霜的江阴菜丝，米并不多，煮得烂烂的，滴几点猪油再撒点盐花，一搅和，那又香又粘的滋味，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美味佳肴。时下，许多高档宾馆推出名目繁多的海鲜粥、鸡肉粥、皮蛋粥等，应有尽有，我品尝后觉得没有一款能胜过我妈妈烧的青菜芋艿粥。

妈妈是农村妇女，没有多少高超的烹调技术，但她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用勤劳的双手养大了我们兄妹仨。或许这就是母爱的味道，而母爱的味道是人世间最美的味道，没有什么味道能与她媲美。还有件发生在老屋里的往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是在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岁月里，生产队食堂就在我家隔壁，但食堂里粮食并不多，常常一口大缸里，多半是胡萝卜或山芋，照得见人的粥汤里，没几颗米粒，乡亲们端着盆和锅排队领粥，再回各家就餐。我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妈妈总是领着我早早把粥端回家。天长日久，我吃怕了胡萝卜，对它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抗拒心理。直到现在，我对胡萝卜依然有着本能的反感。女儿开始不解，说胡萝卜含有丰富的天然胡萝卜素，你干吗不吃？我笑笑说，小时候吃怕了。

这自然是后话了，但当时年幼不懂事的我不肯吃胡萝卜粥，妈妈总是先为我盛一碗米多点的，再把碗里的胡萝卜片挑出来，放到她自己碗里。因为缺乏淀粉，妈妈的小腿和脚背都肿了，一按一个坑。后来妈妈三十几岁患肝病，不能不说与当时营养不良有关系。

是的，我妈妈患病住院的日子，是我们家生活最艰难的岁月，外婆和我们兄妹相依为命，饱一顿饥一顿地硬是挺了过来。后来，妈妈出院了，但却失去了劳动力，一来二去，我家倒挂生产队的钱最多时竟达1300元。好在当时蹲点在西北片的公社干部杨友才和大队支书杨云生对我家很关心，时不时地会上门看看，逢年过节还会送上10元或15元的补助。别看这数字不大，对我们这个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不啻于救命钱。

即便如此清苦的日子也难以平静度过。那年初冬，周家宅上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他们支着梯子爬到我家屋顶上，把屋面的瓦片一摞一摞卸下来，再装到他们带来的拖车上，连同老屋里外婆的那张柜床和碗橱一股脑儿拖走了。站在一旁的父亲没有阻拦，还配合陌生人一起清理家什。外婆的头发似乎全白了，一动不动站在屋檐下，只有妈妈擦着眼泪和隔壁的舅妈小声嘀咕着什么。

瓦房变成了草屋，没有了明瓦的老屋更昏暗了。后来才从乡亲们的传闻中得知，上头发了红头文件，开展清退欠款运动。我家欠那么多钱，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不过，没多久，事情有了转机。从县党校学习回来的大队杨书记闻讯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把在家主持工作的干部批了一顿：“我就不信，毛主席、共产党会让穷人走回头路，吃二遍苦！”随即指示大队民兵营长，“瓦怎么揭下来怎么重新铺上去！”事后证实，是有些干部在贯彻上级指示时有些过火，后来都作了纠正。

老屋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但外婆的白发却变不回来了。我发现她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常常坐在老屋前发愣。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床前的小木箱上堆着一摞旧书，翻开一看，是一堆高中的《文学》课本，还夹杂着一本没头没尾的《西游记》，这在课外书籍贫乏的年代，对爱读闲书的我来说，自是久旱遇甘霖。外婆知道我的爱好，这天刚好有伙郎担进村，外婆见他车筐里有收来的旧书，就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外婆用插在头发上的一枝银簪换下了那堆旧书。那本破旧不堪的《西游记》，因文白相间，读起来结结巴巴，词意也一知半解，但却是我最早读到的原著。还有诸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分马》、陆定一的《老山界》等作品，也是在这堆书中寻觅到的。这些作品对我后来恋上写作应该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凭着对写作的挚爱，我在老屋的煤油灯下，写下了许多新闻稿件，有不少被县广播站采用，偶尔也曾有被省市报纸刊发。那时没有稿费，广播站采用稿件后，会寄来一本当月的《红旗》杂志，扉页上盖着“海门广播站赠”的印章。尽管后来我有许多新闻和文学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荣誉证书装了两箱子，但《红旗》杂志却是我最看重的，因为它是来自老屋的纪念，也是我青少年时代最清纯的劳动果实。

过了一年又一年，周家宅上的邻居陆续搬迁新居，原先热闹的宅院冷清了。终于有一天，我家也搬进了民沟西的新居。老屋被冷落了，屋里堆了一些平时用不着又舍不得丢掉的旧家什。那时外婆已不在了，只有妈妈还时不时地转到老屋拾掇拾掇。再后来，妈妈也走了，屋里堆了些柴禾什么的，难得再有人去收拾。天长日久，老屋渐渐被遗忘了。

人或许就是这样，当某件物品属于你时，常常觉得无所谓，而一旦突然失去，才如梦初醒，觉得是如此珍贵。凡夫俗子的我自是不能脱俗。老屋在时，全然没放在心上，更不要说转到宅上为它做点什么。如今老屋倒了，变成了一堆废墟，我心中却又思绪翻腾，生出许多思念和莫名的惆怅。

“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老屋故园心。”外婆留下的老屋倒了，周家宅上的邻里们似乎没有怎么在意这件事，而我却一时难以释怀。高堂虽已仙去，但故园尚存，喝着宅沟水长大的我，怎能忘掉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老屋永远地消失了，我只有在梦中才能隐约看到它的身影。我真想留住它，留住它那踉跄的脚步，还有童年的笑声，青春的热情，远去的岁月。

我突然觉得，周家宅的老屋在我心中是不会倒掉的，永远不会。

与海门人难以断交的柴火灶绘图：郁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