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王振贤

我家有张木制长台，长195厘米、宽45厘米、高80厘米。台面是一整块的木板，四周木框镶边。木框下面配有5厘米高的板材衬托，台脚正面成椭圆形，并各有两根横档相连，长台做工精致，十分牢固。

我今年87岁，已经是曾祖父辈。我家在补南村，这张长台是我曾祖父创办私塾时置办的，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据我村14组98岁的郭汉初回忆：他是我家最后一代私塾学生，那时我家有间大前头屋（客堂）当教室，屋内放着几张四角方台当课桌，学生20多个，年纪不等，一到四年级复式班上课。黑板前的长台上，放着不同年级的教科书、教棒、戒尺、笔墨、练习本等。

我虽然没有上过私塾，但对这张长台印象深刻。1954年，我小学毕业后，因家庭贫寒等原因，无法再升学读书，只好订了点杂志，买几本美术画册，劳动之余，晚间点上煤油灯，在这张长台上刻苦自学。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学会了几种美术字的写法，常常被村里和乡里邀去写横幅标语和会场布置。上世纪60年代，乡下村里有夜校和文艺俱乐部，我策划和参与出黑板报、排演文艺节目、组织乘凉晚会等时，都要带上这张长台，长台成了我参加文艺活动的好帮手。

那时海门乡村文艺演唱节目在农村非常受欢迎，演唱材料成了抢手货。看着生动的油印演唱材料，我十分喜爱，于是就暗自在文艺创作上下功夫，也试着在长台上写文投稿，有幸被发表录用。我还和余东的崔立民、四甲的毛志均，作为农民三弟兄一起参加海门县第一届文代会，我创作的《发枪》《人影》两篇文艺演唱材料，由海门文化馆推荐到《东海民兵》杂志上刊登发表了。3个月后，海门文化馆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也被邀请去参加，有幸能和陆行白、顾定斐、丁士风等老师一起学习讨论。散会后，他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我是农民，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继续在长台上创作、刻钢板、油印、装订文艺演唱材料。

光阴似箭，1967年我结婚成家后，3个儿子和1个女儿相继长大。在经济贫困的上世纪70年代，家里除了我和妻子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外，没有其他收入，为供4个孩子上学读书，我就在长台上练习刻钢板。将8开大小的蜡纸平铺在钢板上写字或作图，叫做刻钢板。刻钢板的手艺练成后，我主动联系天补中学教导处，负责学生的考试、复习卷子及讲义的刻印，每当月底中学发刻钢板的劳务费，家里的开销就有了着落。那几年，我农忙时节和村里的其他壮劳力一样，按时到地里干农活，以便庄稼收获时在生产队分到粮食。耕作之余和晚上，我总是在长台上埋头刻钢板。

改革开放后，乡村民营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起来。我家所在的天补镇至三星镇一带，各类社办工厂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工厂需要写厂牌和厂规厂纪、宣传标语、会场布置等，我这个“写字匠”成了“热门货”。工厂的墙头上需要写宣传标语美化时，长台成了我在墙上写标语的移动脚手架。那时，好多村民还拿着自家生产的家纺四件套去广州等地“跑展销”，村民们纷纷到我家，叫我写展销会上需要的广告标语，有时候白天来不及写，晚上挑灯夜战，长台又一次成了我艰苦拼搏的好伙伴、好助手。

如今，我家在补南村盖起了3层楼房，4个子女给我们老两口添置了新家具，看上去这长台与我家新式家具有点不匹配，但我仍然把长台放在楼房客堂最显眼处。因为它镌刻着时代印记，记录着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