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二等车是过去随处可见的景象，不知不觉中它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二等车实际就是自行车，海门人叫脚踏车，但自行车只有用于载客运行才叫二等车。

　　二等车的叫法源于上海滩。在旧上海，自行车起初主要是供自己使用的代步工具，后面有衣架，也可坐个人或者顺带少量物品，有些人就将自行车用于接送旅客。上海是远东最繁华的城市，每天进出旅客数不胜数，踏自行车载客的工人主要集中在码头和车站附近，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此谋生的群体。

　　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一种人力载客工具——黄包车，比起自行车，坐黄包车则要平稳舒适得多，可以两人合坐，更可遮风挡雨，因而成为上等人的选择。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拉黄包车是旧上海的街头一景：黄包车夫拉着客人满街奔跑，坐车的大多是老爷、太太、小姐、小开，或是怀有特殊使命的各式人物。至于乘坐自行车的人，都是些普通客人或是外地来的乡下人。相比黄包车，自行车档次要低一等，所以人们将自行车称为二等车，将踏自行车载客谋生的人称为踏二等车人。

　　过去在海门的车站码头以及城镇要道，都有许多踏二等车人，既有以此为职业者，也有农闲时节寻点活络铜钿的青壮年农民，尤其在青龙港码头，更是踏二等车人聚集的地方，汽笛一响，轮船进港，踏二等车人就纷纷上前争抢客人。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曾回忆：1972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海门，“一下船，一群本属淳厚庄稼汉的小伙子蜂拥旅客，就像旧上海码头口黄包车夫一样，半接半抢人家行李，强拉去乘他们比三轮车还落后的自行车加后座的交通工具，不由人兴叹”。卞之琳先生难得回乡一次，对此感触很深，其实，对当地人来讲，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踏二等车人毕竟凭苦力吃饭，也有自己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曾经流传这样一则趣闻：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月，一拨拨上海知青从青龙港上岸分散到海门各地投亲靠友插队落户。一天，有个标标致致的上海姑娘随着人流走出了码头，一位踏二等车的小伙子上前问道：“二等车要伐？”姑娘不语，小伙子又问：“你到哪里去，我来送你。”姑娘一脸茫然，说道：“阿拉也勿晓得到啥地方去。”小伙子感到奇怪，姑娘便道出了真情，原来，上海正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一些同学为了不去边远地区而想方设法到海门来投亲靠友，而自己在海门举目无亲，只是毫无目标地来到海门，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小伙子一听心生同情，就说：“我家就在不远，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天先到我家，再作打算。”姑娘见小伙子倒也忠厚老实，便坐上二等车，来到了小伙子家。后来经好心人说合，成就了一段姻缘，惹得村里其他小伙子口水直流，上演了一段现代版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至于这个上海知青后来到底是“永久牌”还是“飞鸽牌”，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