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造船工业在明代就已相当发达，据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共200多艘，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四尺（151.18米），宽十八丈（61.6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但中国古代发达的船舶工业没有用来发展军事，而是用来发展贸易，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反观当时的日本，其造船工业比中国落后得多，但日本却注重军工生产甚至为海盗船只的生产大开绿灯。倭寇对中国的抢掠，主要发生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通过倭寇的抢掠，日本发现了中国的富裕，所以在明治维新（1867~1872）以后，日本向外侵略的野心开始炽烈。日本国内在南进海洋政策与北进大陆政策的争论中，北进大陆政策占据了上风。所谓北进大陆政策即以侵略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主要目标。此后侵略中国就成了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在倭患之后，日本借着与中国发生贸易的机会，派遣了许多间谍，打进清政府内部，在充分掌握了清政府的内幕后，终于在1894年发生了以中国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中日甲午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的倭患是日本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略的前奏曲，而海门的倭患是其前奏曲之一。

　　据明《筹海图编》记载“倭寇之患起于吴浙，而沿及淮扬”。明时淮、扬一带富甲全国，成为倭寇抢掠的主要对象，海门地处淮南，盐商富户较多，自然成为倭寇抢掠的目标之一。

　　倭寇首次进入海门沿海是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十六日，倭寇从江家便仓（今包场镇附近）登陆。当时的海门守军没有水军，只有徐稍寨守军50人，所以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倭寇顺利登岸后深入内地，专寻大户抢劫，继而向东占据李秀才宅（在今六甲镇附近）。时通州援兵也赶来，把李秀才宅层层包围，但由于李秀才宅四面环水，所以倭寇隔水顽抗，并在围墙上开凿弓箭眼，对官兵进行射击，官兵死伤很多，只能远远围困。尽管官兵人数众多，围了一层又一层，但由于倭寇固守不出，官兵无法进攻，双方相持不下，时间长达二十天之久。直至九月六日，淮扬兵备张景贤率援军赶到，授予火攻，才将倭寇全歼，同时也死伤了许多无辜。据记载倭寇的这一次劫掠，海门约有3000户居民遭难。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倭寇3000余人复犯江家便仓，知州喻南岳率民众围剿，斩敌400余，残敌败走后与其他地区上岸的倭寇汇合，一路向西抢劫。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这股1000余人的倭寇，抢掠至天长、四洲（今都属安徽省）而惊动了明朝廷，朝廷任命南直隶州抚台李遂为“提督都御史”，授予抗倭防倭命令。李遂带兵在消灭和赶跑了这1000多名倭寇后，立即在南直隶州（今江苏、安徽、上海）等沿海一带进行了防倭建设，“立什伍之法、定援应之规，练乡兵、严保甲、设将官、筑城垣、造战舰，为水陆战守之计”（《筹海图编》）。海门和其他沿海各地一样也加强了防倭建设，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设大河营，驻料角嘴，有水兵1000人”（《海门市志》）。这是海门第一次设水兵寨。倭寇看到沿海有备，船只只能停在外海，不敢贸然靠近上岸。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看到沿海防范严密，小规模的侵犯无法得逞，于是纠集了一支万余人的海盗队伍，有战船200多艘，分成几路南北夹击通海地区。其中有从狼山上岸的、从西亭上岸的，还有从海门杨树港（约今四甲南侧）上岸的等等。时通州副总兵邓城抵挡不住从杨树港上岸的倭寇，倭寇随之在“杨树港城外劫掠凡五日”（《静海乡志》），把杨树港及其周围抢劫一空后才离去。从西亭上岸的一路倭寇也进入海门抢掠（时海门县城在金沙场），倭寇在海门抢掠后一路掠向如皋，在如皋城外遇到了李遂的部将刘景韶和邱升的强力抵抗而不能入。于是倭寇窜向丁堰方向，邱升领兵赶往丁堰，在丁堰城外的大河旁邱升借着风势采用火攻，倭营一片大火，随之敢死队冲入倭营，首尾夹击，使倭贼损失惨重，退守二十里才扎下营寨。这股战败的倭贼后来继续向西，在泰州城外与其他倭贼会合后，企图抢劫泰州。时提督都御使李遂在泰州城外的姚家荡（今属淮安）布置了一场战役，“公挥兵四面围击，俘斩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计，贼不得已奔守庙湾（今属滨海）”，李遂带兵追至庙湾“斩级一百五十有余”（《筹海图编·淮扬之捷》），至此倭寇锋芒大挫，四散奔逃。后经约四个月的围剿，余寇全部歼灭（狼山南麓山腰的四角亭中有一块“抚台李公平倭碑”纪念的就是此事）。

　　万历庚戌（1610）和辛亥（1611）年间，倭寇盘据在海门料角嘴外海，专门抢劫运盐船只和清军运往斧山（今韩国斧山，时韩国受日本侵略，请求中国援助，故有明军在韩国）的物资。明海防道熊尚文坐镇泰州指挥，经过数十次战斗，终将倭寇赶出，在熊尚文巡历海门时“见料角嘴半插海中，此处易于藏奸”（《康熙扬州府志·兵防考》）。为长期作防倭之计，熊尚文报请朝廷后，招幕了部分失散的军人和民人，组建了一支抗倭队伍——新义营，驻扎料角嘴。不久，倭寇再犯海门，见新义营防守严密，不敢从海门上岸而改从如皋的掘港（今如东县城）和泗港上岸，熊尚文调集新义营及其他地区的精兵，赴掘港和泗港迎战倭寇“不逾旬（不到十天），斩首百余、生擒数十，奏闻。”（《康熙扬州府志·兵防考》）

　　由于加强了海防建设，此后倭寇未敢再犯海门沿海，但日本亡中国之心始终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