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诗人、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新世纪初被中国新诗学会授予“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终生成就奖”。他1910年12月8日诞生于海门老汤家镇，2000年12月2日病逝于北京。这里，择要记述卞之琳的著诗事迹，以志缅怀。

　　处女诗集《三秋草》

　　1930年秋，卞之琳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一年后，他开始创作新诗，出身于寒门学子如是说：“面临飘零身世，我当然也要改变现状的……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 （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自序》）

　　起初，卞之琳写作新诗总想不为人知。第二年诗人徐志摩来教授英诗课，不知怎的，课下问卞之琳也写新诗吧，被问者却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拿一些诗作给了老师。徐志摩就拿卞之琳的诗带回上海，并同作家沈从文一起看了，大加赞赏，还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使卞之琳深受鼓舞！

　　于是，卞之琳在课余创作新诗，并向报刊投稿，还发生过趣事。因人们常见常说“卡车”、“卡子”，鲜见鲜用“卞”字，很多学友就以戏谑的口吻打趣地叫“卞之琳”为“卡之琳”。一次，卞之琳将新写的诗作索性署上笔名“老卡”，投寄给《华北日报》。其实，他取这“卡”既含有“不上不下”的字意，更表达“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志向。孰料，这诗作报纸发表时刻却将作者刊为“老卞”，让卞之琳大为扫兴。

　　据卞之琳回忆:“这阶段写诗，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我主要用口语，用格律体，来体现深入我感触的北平街头郊外、室内院角，完全是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我开始用进了过去所谓‘不入诗’的事物，例如小茶馆、闲人手里捏磨的一对核桃、冰糖葫芦、酸梅汤、扁担之类。我也常用冷淡盖深挚（例如《苦雨》），或者玩笑出辛酸（例如《叫卖》）。”（《<雕虫纪历>自序》）

　　1933年5月，23岁的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前夕，由沈从文资助30元，出版了新诗集《三秋草》300本。他说：“当时我写得很少，自行销毁的较多。”可见，卞之琳不仅自谦，而且涉足诗坛就异常注重创作的严谨。因而，《三秋草》的问世，既是卞之琳的处女诗集，又是中华诗坛粲然亮起的一颗新星！

　　诗友结晶《汉园集》

　　1931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卞之琳，每当清晨，常见一位红脸膛、身穿大褂的同学，一边在小树夹道上踱步，一边轻声背诵外语，问人后知道这是李广田；又见时称汉花园的路南，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白脸庞的同学，后来知道是何其芳。他们三人因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已经闻知其名，而此时才认识的。

　　就年龄来说，卞之琳比李广田小4岁，比何其芳大2岁。先是卞之琳到李广田的宿舍看望，然后也把何其芳叫去相聚、从此，他们以诗会友，无所不谈。

　　到了1934年，郑振铎编《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要出卞之琳一本诗集，并登了预告。而卞之琳则以诗友情谊为重，就约何其芳、李广田各自精选一些诗作，三人合成一本诗集。他们考虑到北京大学的“红楼”前面虽无花草，却被叫作“汉花园”，这本诗集便取名为《汉园集》。

　　《汉园集》是卞之琳与诗友结谊的一项文学成果，由三部分合成：卞之琳的《数行集》与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编目次时，卞之琳将自己的作品排于后面。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广受读者好评。于是，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世人称为“汉园三杰”。 

　　客居异国作《尺八》

　　1935年3月，卞之琳应聘为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基金会翻译《维多利亚女王传》，东渡日本，客居京都东北部一户两开间小楼上，便日夜忙于翻译这部现代外国文学名著。

　　有一天，卞之琳因事上东京，夜晚走过早稻田附近的一条街上，忽听得远远地传来一种管乐声，感到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无限凄凉，就料定是所谓“尺八”（类似箫的一种乐器）了，问人果然不错。

　　到了5月间的一个半夜间，卞之琳听见“尺八”就在这楼下吹起来了。约莫两点钟光景，他猛然间被楼下的叫嚷声惊醒，那里闹腾了一阵子后，这夜深人静里又响起了“尺八”声……他还是感到，这声音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第二天便对那里人说：“‘尺八’这种乐器想是中国传来的吧。”当下由人查了《辞源》上载：“吕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见唐书。”

　　6月19日，卞之琳在日本京都写作了《尺八》诗，回国后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新诗》创刊号。他自己说是此诗表现“对祖国式微的哀愁”。对于此诗，评论家作了这样评述：“《尺八》的作者，如果没有长期酝酿过祖国盛衰之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思，他也绝对不可能光凭所掌握的现代诗技巧，而写出如此思精艺绝的佳篇。”还作了如此赏析：“《尺八》在诗情结构上达到如此高度的多样化的统一，语言又如此精粹、巧妙、娓娓动人。这里除因作者的爱国激情和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努力之外，自然还与他对古今中外文学名作的借鉴不无关系。”

　　《慰劳信集》抗日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爱国心与正义感的激励下，卞之琳多么想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一次，尤其想到抗战前线的部队生活一番。于是，就在1938年8月底，他与何其芳、沙汀夫妇一同到了延安。

　　卞之琳后来回忆说：“我在这另一个世界里，遇见了不少旧识、更多的新交。在见到过许多革命前辈、英雄人物，特别是在周扬的热心安排下，和沙汀、何其芳一起去见过毛主席。在前方太行山内外，部队里，地方上，我还接触过一些高层风云人物和许多各级英勇领导和军民。” 

　　当年11月，卞之琳积极响应号召写“慰劳信”，就在延安用诗体先写了“两封”。这是他间隔了一年半之后，又一次写作新诗。一年后的11月，他去峨眉山继续写作新诗“慰劳信”，共计20首，成为一集，由香港明日出版社出版。当时流行“慰劳”一词，实际是“致敬”的意思。

　　为抗战服务的《慰劳信集》，跟卞之琳的前期写诗总富于怀旧、怀远的情调，不写真人真事相反，基本上都用格律体写真人真事，诗歌的语言也呈现了另一种新面目。有评论家作如此评述：“这是一组新型的政治抒情诗，它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某些诗作那种浮夸的英雄腔或标语口号式滥调，而力求从小事情、小场景用压低的调门来歌颂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筑机场的工人、闹笑话的新战士、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等等，因为是写给群众看的，洗练的口语有平实、爽朗，特别是机智、幽默的特点。有时轻松的笔法和严肃的题材结合恰到好处，就出现了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今少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因而《慰劳信集》，成为卞之琳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迈入新的开端。

　　《十年诗草》铭恩师

　　徐志摩逝世10周年，卞之琳特地编了一部诗集稿给由香港迁桂林的明日社，这是1942年5月出版的《十年 诗草（1930-1939）》。

　　早在1925年，卞之琳上麒麟镇启秀初级中学二年级时，邮购得《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到当年11月19日，徐志摩坐飞机失事遇难为止，虽相处不足一年时间，但卞之琳难忘师恩，便出版《十年诗草（1930-1939）》以志纪念。

　　《十年诗草（1930-1939）》汇集了卞之琳其间的大部分诗作，包括曾雕木板试刷过十几册样本的《音尘集》，题赠张充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装饰集》，出版过单行本的《慰劳信集》，《音尘集外》等四部分。评论家赞誉卞之琳的这些新诗诗艺精湛，具有“色素味醇、多有变化的诗歌语言；注重刻划典型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戏剧化手法；严谨的格律和活泼的体式；既严肃又机智的新型政治抒情诗；以及最终形成的在新诗发展中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妙品《断章》铸传奇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广受世代人喜爱的《断章》，1985年作者卞之琳在《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一文中说：“这首短诗是我生平最属信手拈来的四行，却颇受人称道，好像成了我战前诗的代表作。写作时间是1935年10月，当时我在济南。但是我常把一点诗的苗头久置心深处，好像储存库，到时候往往由不得自己，迸发成诗，所以这绝不是写眼前事物，很可能上半年在日本京都将近半年的客居中 偶得的一闪念，也不是当时的触景生情。我着意在这里形象表现相对相亲、相通相应的人际关系，本身已经可以独立，所以未促成较长的一首诗，即取名《断章》。第一节两行，中轴（或称诗眼）是 ‘看风景’；第二节两行，诗眼是‘装饰’,两两对称，正合内涵。”

　　《断章》最初收入卞之琳 于1935年底出版的《鱼目集》，之后收入他的《十年诗草》《雕虫纪历》等诗集，还被选入各种中国现代诗选。

　　1939年春夏间，卞之琳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音乐家冼星海共事，一次两人单独闲谈，冼星海忽然若有所思，欣然对卞之琳说抗日战争前，自己曾在上海以现代 风格，将《断章》谱曲，随即轻声哼唱了一遍。

　　到了1985年春，学者秦启明从苏州写信给卞之琳，说他在整理冼星海的遗稿中，发现1936年给《断章》诗谱写的曲子，注明“卞之琳 作词”，并题赠给盛建颐（冼星海回国后第一个钟情对象）的。就在当年11月，卞之琳写作了题为《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的怀念文章。

　　自从《断章》问世于今80余年来，总是那样地脍炙人口，尤其在多少高等院校 众皆传诵。同时，海内外多少专家学者纷纷撰写赏析文章，称赞此诗以纵横驰骋的意念，精于编织幻想的蛛网，是耐人寻味的哲理妙品。因而，出版社特地为这四行短诗出版了厚重的赏析专著，实属鲜见。

　　卞之琳于2000年12月2日逝世，国内外数百家新闻媒体单位，纷纷发表讣告悼念，并都或刊载或播诵他的这首不朽杰作——《断章》。

　　（感谢卞之琳外甥施祖辉先生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