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2年，长江口江海拥抱中的东洲建镇。公元958年，海门建县，县治在东洲镇。东洲，是海门故土、旧名、古韵、情思。千年以来，以东洲为自己名号、为自己著作名的名人，惟有崔桐。崔桐，字来凤，号东洲，海门县人。崔氏自赵宋南渡（1127），世居海门。明成化十四年（1478），崔桐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桂花香插少年头”
曾祖父崔璜，为当地小吏。一次把五百两税金交付镕工镕铸，但未立书面手续。镕工见有机可乘，就赖账。崔璜遭此欺负，只得倾家荡产赔偿税金。当时扬州知府王端毅，为讨清白叫崔璜状告镕工。崔璜回答说：“我的家已经破产了，假如把镕工告上法庭，又要破产一家。”王公欣赏不已。镕工听到以后，既很惭愧，又很感激崔璜道德高尚和慈悲心肠，保护了自己。就尽力归还了原税金的一半。崔璜的儿子崔润，孙子崔昆，曾孙崔桐，后来都很发达。（明 朱国祯《湧幢小品》卷六 明天启二年刻本）
祖父崔润，字泽民，号朴庵。品行端正，说话很负责任。他父亲崔璜家法严，润事奉父亲非常谨慎，所以乡间都称他孝子。润立志好学，每年考试常常名列第一。成化中(1465～1486年间)以太学生做山东藩司都事，因父亲死了去官，服孝满后，分配到湖广，升任郴州同知。他做官清廉谨慎，政绩很好，为当时人们所推重。他做官九年，没有犯错，上级把业绩报告朝廷，朝廷奖封他为征仕郎，他的妻子张氏及已去世的父母都同样得到封典。崔润年六十岁退休，家居三十四年，安分守己，不贪得，日常只读书吟诗，教育孙子们。性情谦让平和，从不计较他人过失，虽乡里童子，也以礼相待。但是，听到他的言论，看到他的仪表，又觉得严肃而不可侵犯。享年九十四岁，正人君子都认为他是位有美德的长者。去世后祀海门乡贤祠。（《嘉靖海门县志》教谕朱衣撰）
父亲崔昆，号诚斋。成化二年（1466），由例贡任浙江天台县丞，以清廉能干闻名。天台县令陈衮也廉洁自重，操守坚贞，两人引为知己，天台的贤士大夫都很敬重他俩。正德皇帝继承大位时（1506）下了一道诏书，凡是要孝敬父母并愿意终身服伺的官吏，都同意其归去。崔昆决意回去，天台的父老百姓流着眼泪送行数十里。其时父母都七十多，崔昆服伺近二十年。（《道光海门县志》）
崔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家教很好，又是书香门第，知识氛围浓厚。他天资聪颖，成化二十二年，九岁，跟着父亲游南雍（明代称设在南京的国子监为“南雍”），出语惊人，祭酒徐琼称为奇童（《海门文化大观》）。弘治五年（1492）崔桐十五岁时，跟随父亲在金陵参加了考试，“补诸生”。
正德十一年（1516），崔桐三十九岁，他参加“乡试”即省里考试。考试前一晚，崔桐做了一梦，梦见一大屋内柱子上有联曰：文章已冠三千士，国学先标二十名。醒来后告诉同宿舍考生，一考生说：小试你必为前十名，然后必为榜首。崔又得一梦，梦见王大化赠给他羊首。同舍考生又说，王是丙子榜榜首，现在赠你羊头，是在多士之中取得领先的吉兆。后来，两梦都应验了。那时国学春秋两季的祭祀，各衙门胙肉（祭祀时供神的肉）都是国子生押送。崔东洲押送到太常寺时，太常卿突然不相接下。崔东洲即书一韵语递上：吾闻千里能相见，一见如何反拒之？国子使非□王使，太常辞岂孺悲辞？七科不等天留意，四十无闻我自知。不屑教中承教诲，退而修省是吾师。太常卿得诗后，立刻十分客气地款待他。崔桐的名气由此越发大了。（明 蔣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五 國朝 明刻本）
正德十一年（1516），崔桐三十九岁，以岁贡举乡试第一，即考取举人第一名。这天正巧是中秋佳节，兴奋之际，崔桐在号舍题诗一首：“战罢文场笔阵收，客边不觉又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人醉金陵十二楼。竹叶色添毫土兴，桂花香插少年头。今宵暂赴姮娥约，明日蟾宫我独游。”（《通州直隶州志·杂记佚闻·经堂诗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壮志豪气直指来年。果然，第二年，正德十二年（1517），崔桐四十岁，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蟾宫折桂，创海门历史，通州同享荣光。“奉职太愚”走仕途
崔桐被授翰林院编修。编修是官名，修前朝国史、实录、会要等。任编修刚两年，就遇到了武宗意欲南巡，群臣谏阻被处罚，崔桐也在其中，仕途经历第一次挫折。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年—1521年），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14岁登基，年号正德。 1519年（正德十四年）三月，即下诏准备南巡。诏书颁布之时，朝廷内外一时哗然。首先是 翰林进谏，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率先率领翰林院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等联名上疏反对。接下有兵部、礼部、吏部，其他文臣包括太医，纷纷进谏。武宗大怒，下诏，坐牢的坐牢，罚跪的罚跪，杖打的杖打。在全部于午门外罚跪五日后，最后处理为：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在罚跪结束后，各施杖刑三十。舒芬等为首倡的官员，被降职外调，其余官员夺半年官俸。另外有施杖刑五十，杖刑四十，被除名，贬黜，罚戍边等。崔桐身在其中，被杖、夺俸。
十八年后，嘉靖十六年（1537），崔桐时年六十岁，守制在海门老家。一位当年一起谏武宗南巡、一起伏阙下、被当场杖死的石峰林公黼（字质夫，别号石峯）的儿子林逢春来拜见崔桐，手持同是京官郑秋官的亲笔信，恳请崔桐为其父亲写墓志铭。崔桐说：“吾于公为同年同进谏，被杖。公往矣，而吾苟存！存铭，其当为之，当为之！”崔桐回忆当年，武宗南巡诏下当日，谏阻的一批大臣已被命廷跪。林公也准备去劝谏，有的替林公担忧。林公说，我知道劝谏也没什么作用，但如果不去、默不作声，我心不能安啊！奏疏呈上去，诏下，关进牢狱三天，廷杖“倍于先谏者”。林公竟然体不能支，当场死去。当时林公住在公署，因为公署不能办丧事，就于同乡郑秋官居所治丧。京师人没有不为林公悲哀的，都叹息说，忠臣啊忠臣！当时劝谏者一百多人，不敢谏的官员出门都以手遮面，羞涩难当，京城小儿都讥笑他们。林公与崔桐为同科进士，第二年授大理寺左评事。（《崔东洲集》卷之十六 “大理寺左评事 赠太常寺丞石峰林君墓志铭”）
虽然众人受处罚，明武宗此时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游 。然明武宗仍欲南巡。1519年六月，上次事件三个月后，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明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之由，于1519年8月开始南巡。明武宗返京途中，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落水患病，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去世。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明武宗时期的政事弊病，南巡之争的百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
但是，仅仅三年后，同样的悲剧又在朝廷上演。
武宗驾崩后，因为无子嗣，按“兄终弟及”古法，明世宗嘉靖作为武宗的堂弟，登上宝座。之后，为嘉靖生父母是否能尊称为皇帝皇后等“继嗣”还是“继统”的问题，发生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谏大礼”事件。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明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明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 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在被廷杖的官员中，有崔桐；在被杖死的十六人中，有海门人感激不已的县令裴绍宗。
嘉靖四年（1525）崔桐完成了《武宗实录》，进为侍读。六年，以侍读出为湖广右参议。其时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一般是正四品。嘉靖八年（1529），“迁副使，督学楚中，风来奕奕。与张文定邦奇齐名。”（《道光海门县志》）崔桐文采风流，名播四方。嘉靖十一年（1532）入闽，任福建参政。因为督学时举行贡生考试，与新颁布的规定条例不符，于第二年、即嘉靖十二年降职为“浙臬副使”。臬，古代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员；臬使，即按察使。崔桐此时任浙江的副按察使。嘉靖十三年，崔桐审定王一贯案，有人想利诱，许以数千两银子，崔桐不为所动。一招不成又来一招，对方又以与当朝“首相”（《道光海门县志》，疑应为“首辅”——笔者）的关系相威胁，崔桐“亦不为夺”。由此，就于当年，调任辰沅兵备。
对这一次调动原因，对辰阳这个地方，对到辰阳后自己的所作所为，崔桐自己曾有过回忆，在《送季时贞倅辰阳序》里有记述——
辰阳郡，在今湖南省境内，分布有多个其他部族；其周边，则是被武陵所包围。层峦叠嶂，巨石深溪，古来就认为不是人所能到达的地方。屈原也说过，到此地我就迷路了，不知身在何处。原来，这里是各种犬属动物的栖息地，溪流涧水曲折窈跳，不能以人们所见过的去衡量。我前段时间违背了“时宰”的意愿，受到中伤，就给我一个兵备的职务调任到这里。当时关心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忧，我说，不必。文事武备是我读书人的份内事，而且，前任兵备不也是科甲中人吗？我为什么会独独感到困难？在我眼中，这里的山虽然险峻而实奇崛，水面虽然浩瀚而十分纯净，各种花草芬芳馥郁，民风淳朴文士优雅，文质彬彬谦谦有礼，不比环境优渥富裕文明的地方差，我感到很高兴！当时，这里永顺和保定争地的矛盾已经形成，渐趋尖锐。我自己清廉持政，竭力为他们全局和长远着想，树立法律和规则权威，讲话算数言出必信，一切以公道公平为判断标准，果断决策果敢处理，这样多年积累的矛盾纷争是非，一下子全化解了。由此我体会到，天下没有不可居住的地方，天下也没有不可办成的事，其关键在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说，言忠信 行笃敬，只要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纵然到了别的部族，也行得通。（《崔东洲集》）
崔桐在辰阳做了两件大事，另一件是平定了境内安化山寇，取得这样的功绩，朝廷赏赐金币，并于嘉靖十四年（1535）调南太仆少卿、又补太常少卿。嘉靖十九年（1540），崔桐调任国子监祭酒，这是古代中央政府官职之一，主要任务为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但接下来，“诏议太子监国，抗疏不报。”并且两次提出辞职请归：一次是当年以天下灾情异常为理由，第二年又以太庙受灾为理由，都未被批准。又迁南礼部右侍郎，改北礼部左侍郎，又推吏部侍郎没有结果，适中蜚语，得以南归，其时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崔桐七十一岁。
崔桐从探花起步，以礼部左侍郎归休，从政三十年，两次伏阙被杖，一次被贬，一次被放任至西南山高水远、林森兽猛、部落积怨甚深之地任职，政绩卓异回朝后，虽被提职，但最终在拟任吏部侍郎时遭蜚语中伤，退职归乡。崔桐自我评价是“奉职太愚，自处太高，操持太执，语言太直”，这四句话道出了他仕途坎坷的原因，与他同时代人也觉得他“自画像”准确。崔桐这四句十六个字，说明他原则性强，忠于职守，为人清廉，敢讲直话，敢于担事。尤其儒学经典的长期熏陶与内化，使他公事公办，绝不出卖原则，更不吹牛拍马。这种操守、理念和作风，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社会风气相抵牾。“大礼议”事件使得明世宗与朝中一帮忠心耿耿的老臣形同陌路，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1538）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严嵩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中，崔桐以此十六字行事，未遭更大挫折，并还逐步上升，全凭能力与清廉这两根支柱，靠以真诚与才华赢得的友谊保护，实属不易，实该庆幸！胸怀视野师为开
崔桐人格养成和学养累积，源自家庭和老师。从县志和《崔东洲集》看，崔桐起码有三位老师。
第一位是张成（1493～1519）。张成，字九韶，号北海，正德庚午（1510）恩贡。十八岁入太学，才华卓越，书法、诗词文赋，皆得一流，名动当地，一时求者不绝，洛阳纸贵。授有两位学生，崔桐与钱铎，钱铎也进士出身，官至广西副使。“高丽人从之学，馈酒一瓶，沈饮而卒”（《江苏艺文志》）。关于张成施教崔桐钱铎过程，未见记载。后来张成又让儿子师从崔桐，其子张子和，字鸣鹤，号东皋。此事在《崔东洲集》中有记。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送杨仲芳南铨曹主政序”中，崔桐写到：“予门人张子鸣鹤者，以乡贡士尹容城，丙午入觐，会晤予于京师。”这里很明确写到张鸣鹤是自己的学生，以举人身份到容城当知县，趁入朝觐见的机会，在京城拜访了老师崔桐。《崔东洲集》还收有一首崔桐送张鸣鹤北还容城的词。《玉楼春 送张子和考绩还容城》：“萧萧易水寒千古，野草三台谁比数？朔风燕雪不留春，百里千家今几户？使君惠爱飞甘雨，郎松山下清风吐。奏功归去下双凫，欢呼满县桃花舞。”此词写出当年容城的荒凉，也赞颂张子和的治绩和对他的期许，更说明师生之情谊深厚。张成、崔桐、张鸣鹤，三人间关系非常特殊：生子如父，从张鸣鹤可看张成的为人；学有师承，精神脊梁层面的素养大多靠师承。所以，张成以父亲身份从小言传身教培养了张鸣鹤，又以师尊资格影响教育了崔桐；接着，崔桐接过了老师的精神和学识，又施教于张鸣鹤。张鸣鹤的人格骨气前文已有叙述，他任钱塘教谕时，“力崇风节，教士敦尚实行”。任容城知县后，平冤狱，助弱势，多善政，最为突出的是对因弹劾严嵩而被打入死牢的杨定芳，情谊不变，入牢看望，照顾其家，最后为其全尸（把被斩下的头颅与肢体重新拼接完整）、入葬。昔日一般同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而张鸣鹤仅仅因为是同年中举，在杨定芳家乡容城任县令，就做了他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杨定芳被杀后，张“犹常恤其家。未几，即引疾归故里。”张鸣鹤著有盐政书四卷，平倭策一卷，所写所论，均当时国之大事。
第二位老师应是温仁和（1475～1543），四川华阳人，字民怀，号托斋、温玺子，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崔桐赋诗《哭温托翁先生》：“ 忆昨违师席，俄传揜夜臺。蚕樷万里路，鹤驭几时回。献纳匡时志，文章轶世才。相思泪不尽，怀抱若为开。”崔桐诗直抒听到老师去世的沉痛心情，述说老师的才华成就，回忆承教的最大感悟是开阔了胸襟，拓宽了视野。在崔桐为之所作的《广西按察司副使中宪大夫钱君墓表》中，文一开始，崔桐就悲痛地回忆起和钱铎小时候的情景：“呜乎！此吾友南浦钱君之墓也！君讳铎，字振之，号南浦，少时与余同师承托……”由此可证，这第二位老师，也是与钱铎少年时共同受教的。其时是在海门还是在金陵呢？幸好崔桐另有一首诗解决了这个疑问。嘉靖二十四年（1545），崔桐六十八岁，升礼部右侍郎，是年春方“免服居海庐”，其子有继以父恩荫入监任行塘知县。第二年，崔桐赋诗《予新居乃先师温托翁故宅重阳雨中对菊有感》：“一亩草玄扬子宅，卜居仍借老矦芭。已惊凄雨新时序，况对闲庭旧种花。锦水烟波遥别梦，玉堂人物擅名家。独吟抚景生惆怅，何意登临乌帽斜。”他新居是“扬子宅”，长江边上。“老矦芭”“旧种花”，旧居也。“遥别梦”“生惆怅”，想起老师。“玉堂人物擅名家”，老师德高望重，堪称名家。
第三位老师是李蒲亭。嘉靖二十五年（1541），崔桐有诗《秋夕亭坐得浦亭翁讣》，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崔桐在凉亭小坐，得到了浦亭翁的讣告。“忆在门墙年颇多，忍闻君已梦鱼符。玉堂仙去名元重，金匮文传道不孤。八座经纶占相业，两京衡鑑仰师模。可堪涕泗清秋夜，凉日凄风满竹楼。”崔桐对老师的评价很高，听到老师西逝的噩耗后，涕泪横流。其实，崔桐前两年去看过老师，在老师家门前的棚子里细细观赏，欢畅饮酒。《蒲亭翁藤棚夏酌》：“学士堂前巧构棚，横盘屈曲老龙藤。满庭空翠无冬夏，六月清寒洒雪冰。晓籁引风声细细，碎光摇月影层层。幽吟不尽徘徊意，倚醉高攀兴尚能。”当时月抖碎影，风生凉意，师生相聚，把酒言欢，真是其乐融融！而今一切皆成过往……所以，崔桐在得讣告后不久，满怀感恩之情撰写了《祭蒲亭文敏公墓文》。“ 门生桐等谨奠于文敏李公暮曰……” 唉！先生成就了我们，无论在南都或在冀北京城，奖励推举，关心备至；我们自愧为灶下之凡材，幸得兼收并蓄而被用。先生教育了我们，把我们引出迷途，端正了理法前路，恩同于骨肉，岂止仅是师生情谊。先生爱着我们啊，规范严格而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师情浓浓，我们听课如坐春风、如至身绿藤敞轩，而先生深夜备教频剪蜡矩灯花。回想和老师分别后，都忙在官府的公务上，曾几何时，现在师生永别了！
这第三位老师官至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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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桐故里古镇余东 陆 冰摄 |
文采风流集东洲
家教和师教，成就了崔桐“奉职太愚” “操持太执”的风骨，以及“风采奕奕，和张文定邦奇齐名”的文采（张文定，其祖先宋人，后徙扬州，文釆风流，为当时奇才）。崔桐一生著作甚丰，《江苏艺文志》记载如下：
崔 桐 潜心古学，淹贯经史。性忠介廉静，不苟荣禄。《明史》卷179有传。
经传类义20卷 佚。
提纲旁览10卷 佚。
两汉完隽待问稿20卷 佚。（ 以上3种见万历《通州志》卷5。）
（嘉靖）海门县志集6卷 明吴宗元修 崔桐纂（1）嘉靖十五年（1536）原刻本，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2）万历增刻本，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3）抄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藏。（4）1962年海门县油印本。（5）1984年铅印译本。
志愚录10卷 佚。
艺林会材20卷 佚（ 以上2种见万历《通州志》卷5）。
南览录1卷 （1）明嘉靖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2）1939年冯氏景岫楼刻朱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按：是集为嘉靖八年视楚学时所作诗。）
崔东洲集20集 明嘉靖二十九年曹金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崔东洲集20集续集11卷 （1）明嘉靖二十九年曹金刻，三十四年周希哲续刻本，南京图书馆藏。（2）明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崔东洲稿1卷 。明崔桐撰 清俞长城选评。
《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本（康熙刻、乾隆刻），国家图书馆藏。
崔桐诗卷1卷 民国费范九编。1947年南通李氏影印本，南京图书馆藏。（按：《五山耆旧集》卷3收其诗130首。）
著述如此之多，即使学者也少有企及，何况崔桐任职于朝廷，为官一生，奔波多地，常遇挫折，实为一般人所难做到；足见其学识之渊博，钻研之精深，笔耕之勤奋，篇篇诗作也能窥见其情感之丰富。崔桐诗文造诣很深。如乐府诗《折杨柳》：“ 出门折杨柳，却忆赠君时。分明春在手，不是去年枝。”此诗与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异曲同工之妙。崔桐作为海门人，海门作为扬州治下通州之属县，他为海门、通州、扬州留下了许多记录，其史料价值，是后代远望祖辈在那个历史时段的路线图，提供了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关键现场、重要人物……在所有这些文献中，首推《嘉靖海门县志》。
嘉靖十五年（1536），崔桐时年五十九岁，因父母病故，他回家守制。海门知县吴宗元礼请他编纂县志。对此志，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凤凰出版社）给予较高评价：
“吴宗元，明金溪（今属山西省）人，举人，嘉靖十四年进士（1535），来知海门。崔桐，号东洲，字来凤，邑人……在修志观点上，崔氏承 ‘志犹史说’，谓 ‘国而弗史，何其为国，邑无志焉非邑焉’。嘉靖十五年，崔氏回家省亲（应为守制——笔者注）应宗元之邀，以邑人尹玺（寿昌）《弘治海门县志》残稿为基础，另行补充材料，并综合归类修订而成该志。
“是志为现存最早的海门志书。……此志归类得体，整饬缜密，反映了明代修志的成熟。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海门 ‘滨江负海，系江海之门户’ 的特色，对当时海门的水患，记述较为详尽，并把它贯穿到每一纲之中，这对研究长江下游的历史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附前任及时任知县之奏疏，既保留了当时长江沿岸坍塌的资料，言辞又恳切动人，把灾后人民流离失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记事简洁，语言凝重。”
嘉靖十六年（1537）秋，县志编纂完成。这本志书，卷首为海门县新旧县图。卷一疆域：沿革，分野，形胜，四至，乡村，街；山水：山、水、海、运河。卷二风俗：习尚，时序，吉凶礼；食货：户口，地亩，财疏（附疏），赋役，土产。卷三建置：县治，学宫，兵防，仓，桥梁，祠堂，寺观；礼制：公议，祀典（附疏），乡饮酒礼。卷四官守：县职题名，学职题名，宦迹。卷五人物：科甲题名，太学生题名，武举，掾秩，荐辟题名，封赠题名，恩荫，义士，孝子，隐逸，节妇；古迹：寥角嘴，捍海堰，沈公堤，丞相庄，放鹤田，露御夹，吴妃冢，东州河，塞垛，鱼骨桥。卷六词翰：文，诗。
此志上溯五代，启承宋元，对截至落笔时的明代海门，按志书体例，进行了全方位搜集疏理，归类记录；留下了变迁史，人物史，风尚史，信仰史，留下了地理物产，田地赋税，建筑景观，诗词文赋。这种全时空全方位的如实记载，使后继修史者承接有源，使海门一代又一代回望来路时，看得清楚，心中明白，打通与祖先相连的血脉。
崔桐还为海门迁县、筑城，海门迁文庙、修筑捍海堤留下了记录。为海门潮灾留下了诗词悲歌。更值得一提的是，崔桐为数位同时代学优致仕、政绩显著、刚正不阿的同乡、同僚、学友，甚至亲戚写了墓志铭，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官场风气、海门乡贤性格秉赋、能力作为，存留了宝贵文字记录。“谁寄清凉到白头”
崔桐对家乡感情深厚。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崔桐回家守孝，正逢大潮灾，他的家乡、家园全部坍江，眼望昔日绿州如今鱼龙水阔，耳听农人野哭既悲无钱纳税役又愁无地种桑麻，满怀悲伤写下了“丙申岁归省感故里入江”诗作。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巨大潮灾，史书记载吕四等地溺死三万余人。那年，崔桐“服方阕”、即刚刚三年守孝结束、除去孝服，即遇大潮袭来。崔桐目睹身感，写下悲感六首，“己亥服方阕又七月三日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荡尽悲感六首”。 “皓首时东望，沾巾对落曛。” ”有魂招不返，南望涕淫淫。”眼看故土遭此厄难，故友或葬鱼腹，诗人泪流不止。在此后他返京城再度任职时，经通州、如皋、扬州等地，在一些朋友邀聚、崔桐以诗作记录的呤诵中，常常写到海门之灾，还嘱咐通州州守尽快呈文上报朝廷。崔桐还有一首诗，“次郭文麓道长海门风夜阻舟韵” ：“冻云垂湿孤村暮，仙旗寒生郭泰舟。沙鸥迎风偏妬客，江鼉鸣雨故牵愁。萧条啮土无青野，涕泪余民半白头。便欲浮槎问真宰，东南民瘼为谁由。”郭道长到海门去，下行的船在夜里为风所阻，郭道长写了一道诗，崔桐步其原韵和之。就是在这一首相互酬答的诗作中，崔桐给道长说，家乡已没有青青的田野了，剩下的百姓半是老人，自己想驾着船去问问这个世界的主宰，地处东南的海门，百姓遭此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崔桐为官在外，一直牵挂父母。尤其在父母已届耄耋，自己也年近花甲之时。那时父母日渐衰弱，自己也白发搔短，思亲之情越益浓烈。由辰阳调升南都后，他在“南都思亲寄林弟”中写道：“家近扬州多故人，桐逢便问白头亲。从教传得平安信，不及趋庭见面真。”遇到来自家乡的朋友，就忙着打听父母的身体状况，尽管都说平安无事，但怎比得上自己回到家中当面相见那样真切呢！嘉靖十四年（1535），崔桐写下“滁阳除夕思二亲”：“游子常为客，关河只见云。双亲千里隔，一夜两年分。世故风尘路，乡心鱼鸟群。何年制初服，柏酒共欢欣。”大年夜，游子在外，思念千里之外的父母双亲。什么时候，能够重回当年时光，穿着未入仕时的衣服，一家人共同畅饮柏叶酒，团团圆圆，亲情融融，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呢？嘉靖十五年（1536），崔桐五十九岁，这一年父母体差，崔桐自己也“多病思归”，写下“夏夜凉思”：“夏日风生竹树幽，披襟闲对一林秋，江南江北无多路，谁寄清凉到白头？”他自己这时体感凉快，心中牵挂父母，不知他们此时如何，江南江北啊，有哪一条路可寄清凉？此情何等深沉！就在这一年父母去世了，崔桐回家守制三年。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崔桐六十五岁，父母逝去已经六年，崔桐心中时时怀念，在“秋夜圆池小坐对云山有怀二亲”中写道：“月色亭池此暂留，文园病骨不禁秋。闲阶黄叶生凉思，素壁吟蛩入暮秋。风木断魂双别泪，云山对客几搔头。共夸金紫双亲庆，鼎养何由到故丘？”风摇秋树，一片萧瑟，怀念双亲，两眼泪流。因为崔桐的提升，其父母被追赠册封，位高爵显，但鼎养之时，父母已不在人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其悲哀！
崔桐的外祖父盛英，号世杰，海门人。刚强坚毅，豪放不羁，但不肯让人。太学毕业后，淡于名利，清高自许，不入俗流。在古诗中读到“林下何曾见一人”句时，叹息道，我怎能为几斗米的俸禄所困，而仰他人鼻息？后来他在铨叙处得到一个县丞官职，就归隐家园。他在自家住屋挂一匾额，题“见一”两字，意思为今日林下可见一人。每天弹琴，放鹤，闲散而快乐地生活。“时人称为见一先生。”弘治四年（1491），崔桐十四岁时，外祖父就去世了，在崔桐一生中，为外祖父迁了两次墓，第二次迁徙完后，崔桐为外祖父又写了墓表——《迪功郎见一盛公墓表 》：
“ 呜乎，此吾外祖盛公第三迁之墓也。公生于宣德己酉（1429）五月二十一日，卒于弘治辛亥（1491）九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三。初葬于礼安乡故县运河之南，吾祖朴庵宗伯翁为表其墓矣。江齿土蹙，嘉靖元年复迁北原。江愈逼，厥孙时复迁公暨父叔诸塜于余中张灶港东，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月二十一日也。遡公之没甲子仅一周耳，碑字剥落殆半，时复谒，予表之。予奉读先祖之文，感外祖之存没，再拜流涕。按故表增新迹而言曰：公之先祖仲哲父濂，字本清，世有隐德，为海门右族；母谢氏、成氏。公讳英，字世杰。少游邑庠，性豪迈，颖悟过人。弱延秿廪膳生，久不得志于场屋，岁贡试天庭得上选。公曰：吾平生抗志青云，不能汩汩居人下，乃今庠序毕业矣，苟得授一散秩逍遥林丘？睥睨卿相，不贤于奔走坌溷中耶。遂谒铨曹，拜軄迪功郎以归隐。特构一轩为栖息，所扁曰见一，因以自号，盖取昔人林下何曾见一人义也。居常焚香扫地，兴至辄端坐弹琴，庭畜一鹤，琴罢或呼鹤引舞啸咏。竟日客至，则雄谈高论，声彻于外，听者唯唯，不能出一喆。至求田问舍之事，不屑为也。是以达官闾里共贤之，称曰：盛公盛公，乡有不决事，每求正于公……呜乎！公之高尚，桐已表诸邑志逸士传中，兹复表其墓，公庶几不朽矣乎 ！”
1491年时，海门县治还在礼安乡。崔桐外祖父盛英的墓，安葬于礼安乡故县运河之南。嘉靖元年（1522）复迁于“北原”，这时县治虽已迁余中场，但从吕四至余东余中整个一片，还有不少农田，“北原”应是指从礼安乡原墓地往北偏西迁移。至1548年再迁时，县治刚迁金沙场南，墓所迁的“余中张灶港东”，从《嘉靖两淮盐法志》余中场图看，紧挨余中场署西。盛英的墓表，原先是崔桐的爷爷、“吾祖朴庵宗伯翁”所撰，三迁墓时，虽仅只过去一甲子，但原碑字剥落近半，崔桐为之重写。崔桐述说了外祖父不屑于世俗的污水浊池，归隐故园，率性为人，其祖上为海门的名门望族，其子孙辈也是诗书传家。此墓表辞约意丰，文字不多，可崔桐把外祖父的志向、取舍、品性、为人、特点，记叙得深刻而形象。60年过去了，60年前，崔桐也仅仅是从童年到少年的15年中，外祖父健在，给他生活的记忆，何况他九岁“从父游南雍”，苦读儒学，接触外祖父时间又有多少！不是对外祖父有极深的情感，不是从小有观察和记忆的天赋，笔端流淌不出如此伤感而真挚的怀念。
崔桐两子两女，长婿潘子芳，从太学生获任东阳县主簿时，崔桐曾予赠言，写下《赠潘婿子芳之任东阳言》。赠言写道：有的说，今下的风气，凡是在官府居高位的，总把他的亲信同党，安排到风调雨顺、环境优美、经济富裕、狱简讼稀的好地方，然后过度剥夺虐待当地民众；小民深受其害，对此官十分仇恨。对出现这种局面，谁都不敢怎么样。上级官府知道老百姓的不满和仇恨，但投鼠忌器，一无所问。现在子芳以我为岳丈，而官位低下，这不是与今下风气相违背了吗？我叹息道：上面所说的那种风气、现象，正是我婿不屑一顾的。子芳平生孝顺长辈，友好兄弟，虽家中事有时不顺心，但独自承受，毫无怨言。我很看重子芳的良好品质。子芳以廉耻自爱，义利分明，从不自我放松要求。自成为我家女婿以来，从未依仗我的权势去做过那怕极细小的事，我看重子芳能够严以律己也。现在去东阳，官小则拘束，拘束则低调、谦虚。哪里有对长辈孝敬而不忠于君主，清廉持家而去剥夺治下百姓的？我听说东阳地处偏辟，但百姓纯朴，文士善良，风俗美好，是古代较好的地方。子芳以自己一向的抱负去施政，即使再多矛盾、顽劣、鄙俗都将转化，何况东阳是个良邑呢？所以，我是不担心子芳的。
崔桐没有想到，婿潘子芳在东阳任上得病，抱病回家，不久去世了，时年仅四十八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崔桐满怀悲痛，为女婿写了《将仕郎潘子芳墓志铭》——我女婿潘桂，字子芳，别号蟾轩，通州东城村人（在《嘉靖海门县志》卷首的新旧县图上，通州东城村位于余东场和吕四场交界的曹严窪西边，在余东戴青山的东南方向）。以国子生任东阳县簿，将要任满时，父母双亡，子芳捶胸顿足，悲伤过度，抱病而归，不久逝去。卒于嘉靖丁未年（1547）十月三日……我女儿痛失丈夫：认为丈夫的品德应能长保福祉却早早去世，孝亲友弟今却无法尽情于父母，终身勤俭竟然英年早逝，悲痛号哭，一年来都不能自已。我劝慰她说：女儿，不要过度悲伤，人在生前想长命百岁，死后想名声远播，这是鲁莽的盗贼所信奉的，何必把它用于普通人？盗拓长寿，但他不如夭折的。你丈夫享年四十八岁，不为夭折；太学生出身授县官不为低贱；并且以踏实文雅有操守为我所看重。去世之日，吊唁者无论亲疏无不为之可惜，也不能说他无作为。即使位极人臣，年至耄耋，但负国忘公、偏行邪道，为礼法所不齿，为贤达所不屑，哪又怎么样？
崔桐把对女儿的劝慰写入女婿的墓志铭，这在一般的墓志铭中不多见。其有进一步褒奖女婿的用意，但从中更能看出父女情深。女婿去世，本已悲痛，见女儿悲伤过度，又忧其不能自拔，就于墓志铭中写下了这一段劝女儿的肺腑之言。字字在理，句句贴心，在深情款款中开导，以父亲之心去慰女儿之心，旁人读后也为之感动，骨肉相连，父爱如山。
嘉靖三十一年（1552），崔桐七十五岁，他写下“壬子新正试笔”：“七十四番春色过，此生清债未消磨。眼明转觉嫌书少，头白何曾避洒多。呼仆灌花情缱绻，抱孙啖果手摩挲。闲庭风月人稀到，门揜青山自啸歌。”此时他基本是家居生活，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饮酒啸歌，陶醉山水田园。
嘉靖三十五年（1556），崔桐七十九岁。就在这一年，他与世长辞；也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为海门留下了最后一篇历史记录——“海门县筑城记”。
同样出生于海门的晚清状元张謇，对崔桐曾有评价。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4.17），张謇在《题崔桐行书自书诗卷》中写道： “ 东洲先生立朝，风节著于史传，为吾乡耆旧之冠……有明一代之史，微先生则吾州几无厕名列传之间者。”
有明一代，崔桐为海门、通州之翘楚，逝后明史立传，邑人则奉之乡贤祠，永为纪念。
（本文所据《崔东洲集》，系201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海门文化大观•崔东洲集》；本文参考了该书下卷“附录三 崔桐年表简编 陈伟功编”。 )
